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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钝角网

你搞了这些年外交工作,还不晓得求同存异?弄得人家无话可说,就算你胜利了?鲁迅讲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引申一下,讽刺和挖苦绝不是我们的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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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与熊向晖


熊向晖,原名熊彙荃,安徽省凤阳县人,1919年4月12日出生于山东掖县(今莱州),2005年9月9日病逝于北京。熊向晖从事外交工作长达三十多年,历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驻英国代办、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代表、驻墨西哥首任大使、中央调查部副部长等重要职务,一直是周恩来总理的重要助手。


本文系“钝角网”选编自《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一书,标题为编者所拟。


不能抽象地讲警惕,给自己制造紧张


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期间,我奉派以新闻联络官的名义,负责中国代表团新闻办公室的工作,主要任务是协助发言人组织新闻发布会,接待来访记者。


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时,台湾国民党“中央社”驻巴黎记者王家松要求参加,被我拒绝了。事后我报告总理,并建议同“新闻之家”交涉,追回王家松的记者证。



周总理问我:为什么?


我说:“中央社”是台湾的官方机构,要警惕他在这里制造“两个中国”的假象。


总理蹙了蹙眉头说:不能抽象地讲警惕,警惕要有事实根据,没有事实根据的警惕是主观主义,就会变成自己制造紧张,给工作造成损失。蒋介石的基本政策,也是坚持一个中国,但他所坚持的是只有一个“中华民国”。美国顽固支持蒋介石,一直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现在怎么样?瑞士早就同我们建交,杜勒斯不得不同我们一起开会,这里哪有“两个中国”的影子?来了一个中央社记者,怎么就会造成“两个中国”的假象?你应该了解蒋介石的为人。他对这次会议很不安,美国当然会向他通气,但他信不过。他派个记者来,显然是为了便于进行现场观察,观察我们,也观察美国。让他了解一些第一手的真实情况,这对我们有什么不好?你把人家拒之门外,这于情理不合。你还准备让“新闻之家”收回他的记者证,你有什么理由?你能说他是国民党的官方代表?要是这样说,岂不是反而给人造成“两个中国”的假象?


我说:总理批评得对,是我想错了。我不经请示,就把人家拒之门外,这是组织性纪律性的错误。


总理说:我是从政治角度提醒你,没有说组织性纪律性的错误。当然,组织性纪律性是重要的,但不是事事都要请示,那叫不负责任。重大的、没有先例的问题应当事先请示,有时来不及请示,就需要当机立断,但要断得正确。要做到这一点,不只靠水平和经验,关键在于事前进行周密的考虑和认真的准备。代表团在北京集中以后,我要大家设想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和问题,一一提出对策,经过讨论批准作成预案。有了这种准备,我们就比较主动。当然,不可能事事都预料到,那不是唯物主义。应当并且可能预料到的事而没有预料到,就是失职。你也做了预案,但你没有设想国民党的记者到日内瓦来,你没有想到,我也没有想到,所以我也有责任。现在不是追究责任,工作中难免有失误。有了失误就追究责任,会弄得人人自危,不利于工作。但是,有了失误就要认真吸取教训。我要在碰头会上讲这件事,要大家都吸取教训。首先是联系这几天的实践,检查有没有偏差,进一步设想还可能出现什么新的情况和问题,拟出对策,这样,继续战斗就更有把握。


我说:我就召集新闻办公室的同志开会,按照总理的指示,进行检查和讨论。


总理说:你们开会,再增加一个内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一直反对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活动,这是必要的。现在看来,对这个问题缺少具体分析。你们先研究一下,区分几种情况,分别提出处理办法,写出来送给我。


总理还关照我,在我们的记者中找一位便于同王家松接触的同志,向他作些解释,告诉他今后如愿参加我们的新闻发布会,我们欢迎,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酌情帮助。但要注意,同他接触,一定要掌握好分寸,不能过头,要顾及他的处境,不要使他为难,更不能让他丢掉饭碗。


对外宣传的重点在于宣传什么,怎么宣传


1954年,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中、苏、美、英、法都派代表团参加,引起广泛注意。在“新闻之家”登记的记者近千名,这在当时是破纪录的。周总理规定,除新闻发布会外,外国记者同中国代表团接触,一律通过新闻办公室。


总理对接待外国记者的工作,作了五条原则指示:


(1)来者不拒,区别对待;


(2)谨慎而不拘谨,保密而不神秘,主动而不盲动;


(3)记者提问,不要滥用“无可奉告”,凡是已经决定的,已经公布的,经过授权的事,都可以讲,但要言简意赅,一时回答不了的,记下来,研究后再回答;


(4)对于挑衅,据理反驳,但不要疾言厉色;


(5)接待中,要有答有问,有意识地了解情况,有选择有重点地结交朋友。


新闻办公室设在宝瑞华旅馆,来访的外国记者很多,有时应接不暇。他们着重询问中国各方面的情况。总理对此早有预见,事先就让有关部门编写了介绍中国情况的材料。此外,还带去了国内出版的外文书刊。有了这些材料作依据,对外国记者提出的问题,基本上都能回答。总理指定人进行了检查,认为没出差错。


总理听了汇报后说:没出差错,只能算勉强及格。你们接待外国记者的方式还太呆板,还只是“守株待兔”式,效果还不很大。可以为友好的记者举行小型宴会,为一般的记者举行大型冷餐招待会,请他们吸中国烟、喝中国酒、吃中国菜,边吃边谈,让人感到无拘无束,轻松活泼。这不是吃吃喝喝,是为了便于你们宣传“自己”,了解对方,结交朋友。这三者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执行我们的外交政策。


不久,越来越多的西方记者询问中国的外贸情况,我们原先准备的材料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总理说:让雷任民(外贸部副部长)当代表团的顾问,就是为了这一点。总理要新闻办公室为外国记者举行一次中国外贸问题座谈会,由雷任民主讲并答问。


这些方式是其他国家的代表团所未采用的,外国记者反映很好。有的说:中国人熟悉西方记者的心理,事先准备周密,易于使人了解中国。有的说:雷任民的介绍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中国并不拒绝外资,任何国家都没有同中国贸易的优先权。有的说:从周恩来和他的助手身上,可以看出中国人的自信、乐观和组织能力,他们具有没有大国架子的大国风度。有的说:严肃和热情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可是在周恩来和他的助手们身上,这两种性格融洽地结合在一起,这真是奇迹。


总理及时了解到这些反映,但他更注意对我敌视的反映。美国有个记者说:在日内瓦看不到共产党领导下的几亿中国人民的悲哀和愁苦,更看不到他们对***专*政的憎恶和仇恨。总理了解到这种反映后,让我们为外国记者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国庆节的纪录片。他特别交代:要选好放映日期,不要在开会的日子,也不要在周末,把请柬分成两种,一种指名邀请,一种不写名,就放在“新闻之家”,准备让台湾、南越、南朝鲜以及不便邀请的美国记者自取。放映时根据中文解说词,用英文通过扩音器做简单说明。


按照总理的指示,我们放映了《1952年国庆节》。能容纳350人的电影院座无虚席,还有人站着看。放映过程中,不时响起掌声。放完后,掌声雷动,观众纷纷向我们握手祝贺。普遍反映,印象深刻。有的说:不能再用1949年以前的眼光看中国了。有的说:美国不少记者也来看,不知他们做何感想?瑞士的一位记者在报道中说:“当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和手捧鲜花的姑娘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跨过日内瓦的银幕时,西方和东方的无冕之王们都情不自禁地一起发出轻轻的赞叹声。”苏联代表团的新闻联络官说,这是个创举,表示要向我们学习。


听我们汇报了这些反映后,总理问:有没有批评意见?我说:间接地听到美国一个记者说,这部影片说明,中国在搞军*国*主*义。总理说:即使是个别人这样说,也值得注意,再给他们演一部《梁祝哀史》。


《梁祝哀史》是根据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编拍的彩色戏曲片。当时刚刚拍出,我还没有看过。为了便于向外国记者介绍,我们在旅馆里先行试映,旅馆的一些瑞士职工闻讯也来看,但放映不久,他们就一个个地走掉了,显然是看不懂。我要是不看字幕,也听不懂唱词。我想,让外国人看这部电影,真是“对牛弹琴”。但还得尽力而为,便请懂越剧的同志将剧情介绍和主要唱段写成一本十五六页的说明书,准备译成外文,发给外国记者。我先把剧名译成英文,叫作《梁与祝的悲剧》。


我向总理汇报试映的情况以及所做的准备,不料总理批评我是在搞“党八股”。他说:十几页的说明书,谁看?我要是记者,我就不看。


总理说:只要你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放映前用英语作三分钟的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词要有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不再做其他解释。你就这样试试,我保证不会失败。不信,可以打赌。如果失败了,送你一瓶茅台酒,我出钱。


我说:说明词写好后,请总理审定。总理说:那是你的事,我不越俎代庖。


我们照总理说的去办。为了停车方便,租用了旅馆的大餐厅。放映前10分钟,250个位子坐得满满的,王家松也来了,后到的无处可站。放映过程中,和上次不同,全场肃静。我举目四顾,都在聚精会神地观看。演到“哭坟”“化蝶”,我听到啜泣声。放映结束,电灯复明,观众还如醉如痴地坐着,沉默了大约1分钟,才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他们久久不肯离去,纷纷发表观感。普遍认为: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更感人。有的说:简直忘了是看电影,仿佛置身于画图之中。有的说,想不到色彩这么绚丽。友好的记者为电影的成功感到骄傲。一位印度记者说:中国在朝鲜战争和土地革命中拍出这样的片子,说明中国的稳定,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


之后,这部电影又在更大的范围放映了几次,许多社会名流称赞色彩、音乐的美,说这是“东方式的细腻的演出”。一位美国教授不请自来,看后要求购买拷贝。他说:应当把这部电影拿到美国去,让好莱坞那些只会拍大腿片的人看看。总理还让负责交际工作的王倬如拿到卓别林家里放映,这位电影大师也称赞不已。


“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多么贴切,多么吸引人,这简单的几个字,蕴含着多么丰富的知识和高超的智慧啊。


我向总理汇报演出获得巨大成功时,谈了自己的感受。我说:这使我进一步懂得对外宣传的重要。总理说:问题在于宣传什么,怎么宣传。——他告诉服务员,给我一瓶茅台酒,记他的账。


讽刺和挖苦绝不是我们的外交


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退出现役后,曾在1960年5月访华5天。毛主席、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会见了他。他印象颇深,但感到时间太短,要求1961年9月访华3周,除会见我国领导人外,还要访问几个不对西方开放的城市。总理原则同意。外交部制订日程,组成接待小组,由国防体育协会主任李达上将率领,全程陪同。


9月7日,蒙哥马利在陈毅副总理主持的欢迎会上发表讲话,提出“和平三原则”:


(1)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2)都承认有两个德国——东德和西德;


(3)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装部队都撤退到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去。


总理认为蒙哥马利很有政治头脑。他要我以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的名义,参加接待小组,陪蒙哥马利去外地。总理指示,要放手让他看,旧中国遗留下的贫穷落后和新中国取得的成就,都是客观存在,让他自己看了做出结论。结合参观访问,帮助他尽量从本质上了解新中国。


从9月9日起,蒙哥马利先后访问了包头、太原、西安、延安、三门峡、洛阳、郑州、武汉,9月20日傍晚回到北京。21日凌晨2时许,总理找我到西花厅向他汇报。


我的汇报较简短,总理问得很仔细,对政治性问题问得特别细。汇报了两个多小时,看来总理还满意。我觉得总理该休息了,准备告辞。但总理不让走,又问我,在各地看了些什么文艺节目。我从包头谈起,谈到在洛阳时,当地为蒙哥马利准备专场文艺演出,他不看,晚饭后让我们陪他到街上散步,走过一个小剧场,他闯了进去,演的是豫剧《穆桂英挂帅》,翻译向他简介了剧情。中间休息时,他走了,回到宾馆,他说:这出戏不好,怎么让女人当元帅。我说:这是中国的民间传奇,群众很爱看。他说:爱看女人当元帅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爱看女人当元帅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我说:中国红军就有女战士,现在解放军有位女少将。他说他对红军、解放军一向很敬佩,不知道还有女少将,这有损解放军的声誉。我说:英国的女王也是女的,按照你们的体制,女王是英国国家元首和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这一来,他不吭声了。


总理严肃地对我说:你讲得太过分。你说这是民间传奇就够了。他有看法,何必驳他。他提出了和平三原则,难能可贵。你搞了这些年外交工作,还不晓得求同存异?弄得人家无话可说,就算你胜利了?鲁迅讲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引申一下,讽刺和挖苦绝不是我们的外交。


总理的批评很尖锐,但使我心服,我很想听他多批评几句,但总理却改了语气和话题。问我:蒙哥马利最喜欢什么文艺节目。我答:杂技,特别是口技。总理问:他看了杂技《抢椅子》没有?我说:没有。总理从文件框里取出为蒙哥马利安排的文艺晚会的节目单,其中没有杂技和口技,却有一出折子戏《木兰从军》。总理说:又是一个女元帅,幸亏问了你,不然他会以为我们故意刺他。总理马上打电话给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俞沛文,要他从节目中撤掉《木兰从军》,加上口技、《抢椅子》和中国戏法,并指定了演员。


9月22日晚,总理在饯别蒙哥马利的宴会上发表讲话,称赞蒙哥马利提出的“三原则”是“抓住了解决国际重大问题的关键”,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总理还说,这次蒙哥马利“亲眼看到中国人民正在辛勤劳动,从事和平建设”,但“我们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还要经过几十年的长期努力,我们需要和平,需要朋友”。蒙哥马利在讲话中说,这次访华“使我了解了整个国家成立以来获得的进展”,“中国的命运现在已经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1962年,英国考林斯书店出版了蒙哥马利所著的《三大洲》,书中详述了他访华的见闻和观感,强调指出:“从长远看来,世界和平的关键在中国,中国作为一大强国的兴起是必然的,这符合人类总的利益,有助于缔造一切国家的普通人民深切期望的和平世界。”在这本书中,他还描述了在北京看到的口技和《抢椅子》的演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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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综合新闻

文章来源: 一条“我早上起床,去做一份根本不喜欢的工作,


我工作只是为了钱,可钱还少得可怜,


我每天都付出更多努力,情况完全没有改变,


我不只是累,我是筋疲力尽。”


这是美剧《小谢尔顿》里面的台词,


说出了“打工人”的心声。


今天,我们在什么时代背景下工作?


当代年轻人,面临怎样的工作困境?

面对现状,有什么解决办法?


作家杨照和钢琴家女儿


梁永安与年轻人交流 一条专访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梁永安, 和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杨照, 杨照以韦伯思想为“工具”, 谈了谈内卷循环、35岁的年龄门槛, 大厂职位、公务员的追求心态等。 梁永安透过自己的观察,给出一些应对方案: 比如“啃老”、积极的“躺平精神”, 鼓励年轻人增强换老板的能力, 并要有看得更长远的勇气。 “中国年轻人,是非常有能力的世代, 如果爆发出来,应该能达到一个高度。” 以下是一条与梁永安、杨照的采访精选。 编辑:陈沁、倪蒹葭 责编:陈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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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疫情之后,找工作愈加困难,您身边的年轻人,包括您的学生处境如何? 梁永安:大概5年前,我的研究生到上海一个区文化馆去应聘,人家一看,说:“我们这里放不下硕士生,我们一般招专科生、本科生就足够了。” 但他说现在去应聘,很多单位都要研究生,筛选通道更窄了,尤其是疫情时期。我记得我们复旦大学的学生,从3年前开始,找工作明显的紧张,今年是特别的紧,但这也是一个趋势,轮到这一批人来紧张,再往后不一定的,后面年轻人的数量其实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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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年轻人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意思、没价值,这反映了什么? 梁永安:一个年轻人觉得工作没价值,是正能量,因为他心有不甘。 现代社会是以城市化带动的,城市化意味着什么?工作以外的时间,会有大量的文化生产,戏剧、电影、音乐、文学,咖啡馆、酒吧里各种聚会,年轻人看到的生活很宽广,有无穷无尽的可能性。 你在办公室多待一小时,你就损失一小时丰富涌动的生活,你肯定就会感到工作没有什么意思了。 一条:什么样的人,能找到一份好工作? 梁永安:我们现在很多人的思路是这样的,从小就努力奋斗,念小学、中学、大学,都很勤奋,甚至研究生毕业以后,一定要找个好工作,中间无缝衔接,它是一元化的。在这个过程里,不断被各种奖惩机制所鼓励,你表现好,给你小红花,给你“三好”,上班也是一样的,不断被外部的各种坐标决定,丧失了生命的自觉。 宝贵的人,当他去工作,他能够给这个世界增添一点新东西,而不是说在这个世界既有的秩序里边,我去做一个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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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大城市的年轻人,今天是在怎样的社会背景下工作? 梁永安:我们复旦大学以前有个哲学系的博士,特别努力地写博士论文,连续熬夜,结果那天正在熬夜,写着写着头一低,靠在书案上就去世了。 今天这些辛苦的年轻人,都处在非常高压的状态。整个社会,各行各业绩优主义是一个核心,社会的人文关怀,确实还不太足。 因为中国社会是一个后发社会,是追赶型的,它的步子肯定比别人还要快好几倍。1978年,中国城市化才实现了19%,2021年的数据,好家伙就干到百分之七十几。这里边你可以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背井离乡几亿人的移动和奋斗,很大程度上,人变成一种人力资源。消耗是非常大的,付出是超量的。 年轻人当下确实是很透支的,透支现象不光是体现在人的劳动上,有形的是你在办公楼里打卡的时间,无形的是你整个生活方式,都被工作左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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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生活 一条:我们观察到,疫情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回到家乡,二三四线的小城去生活。您曾说,“回乡”其实也是一个巨大的危险? 梁永安:我们年轻人在大城市里压力确实太大,好像生存不下去。你像我去年毕业的学生,在上海中心地带黄埔区工作,一个小房间月租6000块。所以,我觉得年轻人为什么回去?他心里还是有个传统道德的善良,不愿意再去消耗父母。 小城生活看着就很柔和,找工作也不难,上下班时间很宽松,中午还可以回家睡个午觉。晚上8点多就困了,这个时间要是在大城市里,还在办公室里加班。 但是大城市,它呼吸的都是全球化的空气,还是有一种创造感,小城镇就不一定了,小城生活循环在人情上,到处都是东不见西见,你做的任何一个选择,都有一个环境的眼光,跟大城市的陌生人社会是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你能不能长期热爱小城生活?如果不热爱的话,就有一个巨大的危险在里边,那就是传统社会的攀比心——你仍然要想办法挣更多的钱,买更好的车、更好的房子,不知不觉陷入到一个传统金字塔社会里面。 我见过不少回去待了两三年,不行了,慢慢越来越觉得呼吸不畅,又怀念起当年在大城市的时候,哇,那种日新月异是吧?不得不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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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您曾说,支持年轻人毕业啃几年老? 梁永安:“啃老”要从好几个方面去理解,我经常跟家长说,其实你孩子毕业以后,不要忙着让他去找一个所谓的理想工作,要给他一个探索的机会。 在国外,这个意义上的“啃老”,其实就是gap year(间隔年),最早在英国那边先兴起,这个概念不是说我们求安逸,不是说我们想不劳而获,而是想获得一个跨度,找到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所以我是非常支持先啃几年老。 但是这里边也要意识到一个问题,“啃老”是因人而异的。一个学生来自乡村,为他上学,甚至整个家族都在为之努力,这个时候就不太提倡“啃老”了,因为他要去挣钱,这是一种伦理性的选择,有一种道德感在里面,内心深处也有一种温情在,是对父母的一种回报,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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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之前您提到,年轻人不想做拉磨的驴,应该积极躺平? 梁永安:因为我们现在要买房子,所以挣钱,变成了一个很具象化的很窄的目标。但其实真正的年轻时代,应该获得的是一种对世界的认识,对生命的体会,这是一个不断试错、探索的过程。 现在我们的年轻人活法不足,认定的活法就那么有限的几种,但是你要明白一点,这个世界上钱不一定是决定性的。我在云南高丽贡山看到当地的赶马人,他钱不多,整天唱歌。在东北呼伦贝尔那边看到鄂伦春人,他们也是养着驯鹿,很简单的生活,白桦树皮围的尖锥形的树皮蓬,下雨都能灌进来,他们觉得很快乐,每天晚上看不见星星就睡不着。 你工作几年之后你有点小积蓄,如果买房的话你远远不够,买个灶房都不够,但如果说我躺平一下,背着背包去看看大家有什么活法,自己心里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生活,有个体会。 积极的躺平精神,不是奥勃洛莫夫写的《多余的人》,干脆就在家里整天睡觉,那没有意义。我们所说的躺平,看起来是一个游走的人,一个好像没干正事的人,实际上就是因为这种没干正事,决定了你后面可以做出很有质量的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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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今年,00一代就要进入职场了,您有什么建议? 梁永安:我还是蛮有感触的。5年前在新疆招生的时候,终于看到了00后了,4年前去的时候,放眼望去都是00后了。他们的第一批人,现在本科毕业开始工作了。你看1900年,梁启超写《面对未来100年的中国》,00后他们是新百年的人呀。 第一份工作肯定是实验性的,我觉得现在00后这一代,最要重视的是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工作。不管是国企私企,老板们的水平参差不齐,一定要增强换老板的能力。不能因为一个收入,好像你就勉强在这待着,得不偿失。 一个好的老板关心你的成长,你在他那里工作,不光是一个劳动力,而是一个活生生的青年,他应该按照一个人的发展,来看待自己的员工。 一条:疫情后,代际之间的冲突更加显著,父母都希望子女考公考编,竞争也愈加激烈,您如何看待? 梁永安:父母希望自己孩子考个公务员,考个事业单位,归根结底是希望你平安,过一种确定性的生活。这当然是一种父母的角度,但父母对别人的孩子不是这个角度,隔壁家的孩子,他去挑战世界,去生死未卜地往前走,这很好呀,他们也知道社会需要这种探险者,但对自己的孩子就不是这样,自己的孩子他就盼着平安。 但是有个危险在里面,父母这种期待,让你从二十几岁一步就跨到50岁,避免了中间的那些艰难,但是也失去了自己的生活,这特别可惜。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在循环的安稳中过日子,可你的生活完全没有打开。作为一个年轻人来说,你能不能接受?如果按保险系数来看,干脆别出生,那是最安全了,要不然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呢? 所以我是认为,年轻人应该充分体会父母对你一辈子的关切,但是同时呢,要走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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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您对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工作的年轻人,还有什么建议? 梁永安:我读大学的时候,全校当时也不过就是50来个留学生,我在里面有个特别好的朋友,是个加拿大人,他说他的人生理想,就是35岁以前把钱挣到,后半生就去玩儿去了。当时我还觉得,从我们中国人的理念来看,一辈子要为国家奋斗,哪能35岁就停了。后来我觉得真是这样,你工作是为了生活,而不是反过来的。 今天,年轻人要有勇气看得远一点。你说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什么样是好的生活?其实并不是工作啊。你要按照自己内心的喜欢与否,去探索你想要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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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解放日志》剧中上班族 一条:您如何看待“打工人”这个词的出现? 杨照:“打工人”这个词变得流行,是一件悲哀的事情。 “打工”在中文里面从来不是好事,表示这不是一个稳定的工作,而且酬劳不高。“打工人”,延续着这样的负面联想,它恐怕是从香港,尤其是香港电影里过来的。 许多人感觉到同病相怜,一来不是在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更进一步,你觉得这个工作随时都可能失去,你和工作之间还是一个游离的关系。 一条:韦伯思想中,如何描述“志业”?当下年轻人对于“志业”的追寻是否更加困难? 杨照:韦伯所说“职业”和“志业”的区分,正击中了我们的心理。 念历史系,毕了业出路在哪里?那叫做“职业”的考量。我们去适应现实的系统,把自己放进既有的框架里,找到一份工,领薪水。但你要记得,这不是生活里最应该重视的事。 韦伯提醒我们,人和工作的关系应该要去追求志业(vocation,表示是一种神圣的召唤),而不是职业(profession)。 在一生当中,你的生命如果要活得有意义,非做不可的事——那叫做志业。人们在这个志业上面安身立命,得到自己的尊严,以及一种创造的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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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照在哈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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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照擅长用通俗的方式讲历史,许多书畅销到一版再版:《讲给大家的中国史》、《史记的读法》、《故事照亮未来》...... 一条:如何定义“职业”?如今社会,关于“职业”最深的焦虑是什么? 杨照:所谓“职业”,是一种交换,你不再是一个创造者,把自己降等为一个劳动者,以此换取经济社会架构底下的安全感。 “打工人”分外悲哀的是,连“职业”的安定保障都失去了。社会变动太快,很多人觉得自己是半路出家,转到这个行业没有一定的必然性,栖栖遑遑,不知道两三年之后是不是还在做这个,不能安身,更不要说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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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量互联网行业青年从霍营站坐车上班 一条:在过去的五年中,互联网大厂成为许多中国年轻人向往的工作,您如何看待大厂的工作模式? 杨照:看待大厂,我基本的态度都是我要提一个完全相反的口号——“小是我故意的”。大对谁好?对于那样一个机构组织可能是好的,可是对于里面的人是不是好?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 还有一件事,当你追求“大”的同时,就失去了细腻的程度,而只有在细腻的程度上,才能够找到个人真正发挥的空间。 我今天开一家店,营业额3万块,等成长到15万,我就要开第二家分店,站稳之后,我就开始想第十家分店会在哪里。 在追求“大”的过程中,韦伯讲到了,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制约了我们自己到底是谁,我们要追求什么?所谓工具理性,就是严格用成本效率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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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开饺子店的奶奶,晚上追随自己的兴趣去夜店打碟 一条:如今社会,35岁成为一个工作年龄门槛,您如何看待? 杨照:35岁工作年龄门槛,表示大陆是一个年轻的社会,包括现在大家60岁退休,全世界没有多少60岁退休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是倾向于年轻世代的,让年轻世代有更多发挥的机会,但另外也产生了年轻世代更高度的竞争性,这会带来一个副作用。 因为年轻世代最大的特色,在于创造力,但年轻人花了太多时间在互相竞争,造成“零和游戏(指一项游戏中,游戏者有输有赢,一方所赢正是另一方所输,而游戏的总成绩永远为零)”,进一步消磨了作为年轻社会最应该要有的一种长处——创造出新的局面,新的工作机会和新的工作形式。 一条:您如何看待如今年轻人在工作上的竞争?这带来怎样的后果? 杨照:在今天的状态下,我所看到的是年轻人花绝大部分时间抢夺既有的工作机会。通常都是往“下”抢,海归的、博士学位的也来抢管理员的工作。 我真的看到非常多优秀的年轻人,他们自我准备了这样的能力和意志,可是被消磨,花了太多的时间在焦虑当中,在一直不断地往“下”去做,去跟人家抢夺低于你既有准备的工作。 往“下”做意味着很多时候在浪费你的青春和时间,你没办法快速地在这个过程当中迎接挑战,在挑战的过程中让自己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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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钻研手艺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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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嫣是清华大学博士后,丈夫是博士,两人放弃光鲜工作,去顺义乡下发展可持续农业 一条:面对这一“往下”的局面,您对年轻人有什么建议和期许? 杨照:改革开放以来,一整代的年轻人起来了,放到世界上,也是非常有能力的一个世代,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我真的很希望这一代的中国年轻人自己能够认知体会这件事,这落在你们的肩膀上,不应该一直想要去抢夺一个明明知道比你能力差的工作,要去创造出你自己的东西。 1亿、2亿中国年轻人,照道理讲爆发出来,应该能够达到一种高度。我还是一直保持这个最高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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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在不安定、不确定的环境里,大陆年轻人考公务员、事业单位的越来越多,您觉得这反映了年轻人怎样的心态,又回带来怎样的后果? 杨照: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家想去考公务员,不只是安定感,还多了一种我可以体会的叫做“正义的保障”——你付出了多少努力和时间,结果可以预见。 韦伯所说的官僚体系,指的是在社会组织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一个特别的机制,管辖社会的基本秩序规范,使得社会的秩序规范能够保持最稳定。 所以官僚体系两个最重要的特性:第一是层级制,一层一层的科层组织;第二它的根本精神是“认程序不认人”。 从一个角度看,它是最稳定的,但必然有另外一面,它为了稳定,把个人的作用降到最低点。 当你想要进入这个体系,认清楚这个硬币的两面。而且待了一定的时间之后,如果离开这个系统,大概很难再适应变动的社会,这几乎是一条单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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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用什么样方式,可以塑造出一种跟“内卷”刚好相反的循环? 杨照:我举两个例子。欧洲从前是讨论保障“工作权”,但欧洲现在最极端的(从我们的角度认为最极端),是讨论保障“不工作”的权利。 普遍最低收入保障——意味着可能什么事情也不做,国家政府保障他有一定的最低收入。它的概念是“工作”不是一个人生命的必要,是可以自己选择去实现生命目的的一种手段。 半个多世纪以来,欧洲对于什么叫做工作、什么叫劳动条件,有许多改变。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像工时限制、休假的权利、失业伤害的保障、结婚生育乃至于丧葬的保障,基本都是从欧洲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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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一家极小的理发店Visage One,老板一人打理,每天最多为5个客人理发,他也是爵士乐迷,晚上这里变成爵士乐酒馆 第二个例子是台湾所发生的事情,没有像欧洲那样的戏剧性。 但经过几十年,对比我们这一代,跟我女儿这一代,最大的不同是:我们那时填大学志愿,选择每一个科系就代表一条路;但我女儿他们不再觉得眼前的路只局限于贸易、法律、中文这些科系,他们想象将来要做的事情,要多元开放太多。 台湾年轻人有个观念“小确幸”,所谓的“小”是什么?意思是每个人有自己的小路,并非都在同一条路上争抢。 比如说,开咖啡馆虽然很普遍,但年轻人想这件事的时候,用力钻研的地方不同。有人认为最重要的出路是彻底地去了解所有的咖啡豆,有人最重视的是把咖啡馆里的装潢气氛做好,有人研究烘焙技术……延伸出来各种不同的路、不同可以去追求的东西。 欧洲的过程,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台湾从我这一代到下一代,经历了一个世代的实践,所以还是要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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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奇葩说》 一条:如果一个年轻人不想打工,他还有什么选择? 杨照:“我不想打工,我能干嘛?”——你必须得接受现实,认识到这就是时代,这是社会。可是,永远不要低估自己。 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规范是管到100%,一定有一些空间,你需要有知识和执行力,去把这个必然存在的空间给找到。 更进一步,你下决心设计出聪明的行动,把这个空间给打开大一点。从个人做起,然后慢慢就变成一股潮流。每一个人可以多元发挥自己的能力,在工作上面得到尊严和创造的成就感。 一条:您个人的职业与志业是如何的? 杨照:大概在我20岁的时候,在念台湾大学历史系,当时立下一个志愿:我想做一个一辈子不要上班的人。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想要进学院里当一个教授,因为教授不用打卡上班。 后来到了24、25岁,在哈佛大学念硕博的时候,我又把愿望做了一个调整:我想要做一个没有头衔、没有职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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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付费自习室,九成消费者是已经工作的白领 我从来没有强迫自己去接受任何一个职业。不管给多少钱,给什么样的工作条件,我不要做自己觉得没有意义的事。 我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我是一个读书的人,每天花很多的时间读书。目前到底出过多少本书,如果把所有的版本都算进去,应该是100多。或许我的存在可以给部分年轻人有一点点鼓舞作用。 当你们给自己找理由的时候,“虽然我一点不想去什么工作,但是没办法,非得去”。为什么会没办法?我所遇到的种种不同挑战,不见得比你们的要小,我能够这样活下来,你也可以试试看。 风险提示及免责条款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文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也未考虑到个别用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用户应考虑本文中的任何意见、观点或结论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据此投资,责任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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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温家长会

加拿大很快迎来一个重要的月份,因为马上,有很多人关心的4大新政即将宣布。

下个月,加拿大将公布父母和祖父母计划、2023-2025 年移民水平计划、统计局人口普查数据等,在未来几年中加拿大的目标是狂吸移民。

预计未来几周将宣布几项年终最大的移民部新政,这将为明年及以后的移民目标和趋势奠定基础。

据CIC报道,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 (IRCC) 将于 10 月下旬宣布 PGP 2022 的流程,2023-2025 年移民水平计划将于 11 月 1 日宣布。此外,加拿大统计局将从 2021 年开始发布移民人口普查数据,这是第一个五年内的时间。


而且,最新恢复的所有项目 Express Entry 抽签的最低综合排名系统 (CRS) 分数也可能会继续下降,可能会降到低于 5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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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相当于恢复到 COVID-19 大流行之前的常态。


2022父母/祖父母团聚移民即将开放


IRCC 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父母和祖父母计划 (PGP) 的申请将在未来几周内开放。


根据该计划,申请人可以担保其父母或祖父母移民加拿大。在过去的几年里,IRCC 通过抽签决定哪些父母和祖父母有资格获得签证。然而,今年是否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未得到证实,但IRCC 将很快公布这一流程。

担保人必须是年满 18 岁的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并且能够证明他们超过担保所需的最低收入。他们还需要签署一份承诺书,一份文件表明他们愿意支持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 20 年(如果担保人居住在魁北克,则为 10 年)。

2021 年,IRCC 为父母团聚移民抽了一次签,邀请了 30,000 名加拿大人担保父母或祖父母提交申请。去年的数字较高是为了弥补 2020 年的较低数字。


最新人口普查报告


加拿大统计局每五年发布一次详细的移民数据。上一次公布移民人口普查数据是在 2017 年 10 月,所以本月将公布最新的 2021 年人口普查报告。


加拿大统计局每年都会收集所有加拿大人的数据,以更好地了解加拿大人的生活方式。例如,他们的收入等级、与他们同住的人数、使用的语言等因素。政府使用这些数据来更好地评估加拿大人的实际生活条件,以更好地预测他们的需求。


新的人口普查数据将显示居住在加拿大的移民人数、他们选择定居的地方、他们在家说什么语言以及与多少人住在一起。这将有助于塑造未来移民计划的前景,例如移民水平计划。


数据将在 10 月最后一周公布。


EE分数可能狂降至 500 以下


在中断超过 18 个月后,加拿大移民部去年 7 月恢复了所有项目的 Express Entry 抽签。7月6日的首次抽签邀请了1500名候选人申请永久居留,综合排名系统最低分数为557。


自 7 月 6 日以来,EE分数一直在跟随每次抽签稳步下降。前五场下降了 8 分或 9 分,而最近两次分别在 9 月 14 日和 28 日,每次下降了 6 分。9 月 28 日的最新分数是 504。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那么EE抽签的分数可能很快就会跌破 500 分。


虽然分数在缓慢下降,但与大流行前的平局相比,504 仍然非常高。大流行之前的典型EE分数为 450 到 500 分之间。


随着分数继续降低,候选人的数量也随着每次抽签而增加。同样,前几次抽签每次抽签增加了 250 名候选人,直到最近的三次抽签中,每次抽签增加了 500 人。2020 年EE所有类别在疫情前每次邀请 3,400-4,500 名候选人。


2023-2025 年移民水平计划


加拿大移民部每年都会发布一份移民水平计划,作为每年允许来加移民数量的指南。它包括未来三年:经济阶层、家庭阶层和人道主义阶层项目的移民细分。


今年,移民部似乎准备设定更多创纪录的目标!2022 年的目标是新增近 432,000 名永久居民,到 2024 年将超过 451,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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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部长肖恩·弗雷泽 (Sean Fraser) 在 6 月就表示,可以预见未来几年会有更高的目标,甚至多达 500,000 名新移民!但他没有具体说明什么时候会发生。鉴于加拿大目前的劳动力短缺和大量职位空缺,这个目标不太可能降低。

根据《移民难民保护法》(IRPA),移民部发布新计划的截止日期为 11 月 1 日,但由于加拿大感恩节后议会连续开会四个星期,因此该计划可能会提前几天出台。


所以,明年和未来几年的移民人数预计会大增。这对加拿大的经济,就业,房产,教育等都会产生巨大影响。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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