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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维 李
- Mar 5, 2024
文章来源: 纽约时报中文网
《控制手段——科技和政府的隐形联盟如何创造新的美国监控国家》(Means of Control: How the Hidden Alliance of Tech and Government Is Creating a New American Surveillance State)，拜伦·塔乌著《哨兵国家——监视与中国独裁政权的生存》(The Sentinel State: Surveillance and the Survival of Dictatorship in China)，裴敏欣著
1975年，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出版了《监视与惩罚》(Surveiller et Punir)一书——英文多译为《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讲述了社会如何通过最小的暴力约束民众。他的论述核心包括“全景监狱”，一种由18世纪政治改革家杰里米·边沁设计的监狱，每个囚犯的牢房门都面对着一个守卫塔，守卫塔的窗户是不透明的。住在这些塔下的囚犯永远不知道守卫是否在看着他们，但他们不得不假定自己正被监视着。福柯解释说，这种设置是对现代文明的有力隐喻：我们的生活被一种恐惧所束缚，这种恐惧就是无形的权威在监视我们。两本关于21世纪国家监控的新书——一本关于中国，一本关于美国——都清楚地表明福柯是对的。如裴敏欣在《哨兵国家》一书中解释的，在中国，中央集权的共产党政府利用新技术扩展了一个延续数百年的官僚体制，该体制从线人和间谍那里收集情报并提供奖励。在美国，拜伦·塔乌的《控制手段》记录了一个联邦制民主政体如何与私营公司结成阴暗联盟，以收集公民数据。其结果是一种可怕的社会进化趋同：两个大国在世界舞台上陷入不断升级的冲突，但在国内却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建立了惊人相似的监控系统。
过去十年里，美国手机和电脑如何泄露大量用户信息——他们去过哪里、认识谁、相信什么——一直得到媒体的报道。正如塔乌指出的，就连我们的汽车轮胎都会发出无线电信号，“任何有天线的人都可以听到。”现代轮胎就是这样制造的，当气压不足时，车载系统就会知道。但是，如果有人能从路边的无线电传感器获得数据，他们就能看到你的轮胎在行驶，并随时了解你的位置。塔乌认为，这里的问题其实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有问题的经济激励和不充分的公民保护，它们使得政府能够利用企业数据对美国人进行监视。情报机构一般不得从事国内间谍活动，但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它们是否可以从Otonomo（它出售各城市的“交通数据”）、UberMedia、Venntel（它出售向成千上万应用程序提供广告的互联网广告商收集的“消费者数据”）等公司购买“公开可用的信息”。当你浏览法律条款并点击“我同意”按钮时，往往意味着同意你的数据可能会出售给这样的第三方。根据对法律的一些解释，你的同意使它们变成公开数据，即使你没有意识到，基于位置的约会应用程序知道你在哪里，并且可以把这些数据卖给任何人。政府的特工正是利用了消费者缺乏这方面意识的弱点。正如马里兰州一位警长几年前所说，“成功就在秘密之中。”在美国，数据的来源既用于销售产品，理论上也可以用于帮助执法部门制止犯罪。但塔乌也发现，有证据表明，有些团体购买和销售数据的目的正是进行种族和民族画像(profiling)。他指出，近年来，一些中间商瞄准了海外和美国的穆斯林祈祷应用程序，收集位置数据和电子邮件，目的显然是向政府机构出售情报。他不无讽刺地指出，美国政府经常指责其国际对手所做的事也正是美国间谍机构在做的。“国家安全官员之所以如此担心TikTok，是因为美国也在采取同样的做法：通过应用程序大规模收集数据，以投射国家力量，”他写道。
在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任教的中国内政专家裴敏欣无疑会同意这一观点。在引人入胜、研究细致的《哨兵国家》一书中，裴敏欣重点探讨了中国政府如何提升监控能力，防止类似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的社会运动再次发生。长期以来，观察家们一直认为，繁荣会导致独裁政府的自由化，但裴敏欣认为，中国推翻了这一假设。部分原因在于，中国有千百年前就已存在的“分散式监控”，间谍和线人无处不在——从偏远的村庄到上海的匿名人群——事无巨细地收集所有信息（就像数字广告交易所会在还没有确定的买家的情况下就收集你的个人数据），中国人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中国新获得的财富只会让它更有能力维持这种系统的运转。随着经济的扩张，政府利用其繁荣购买了与美国一样的技术，以监视自己的公民。但裴敏欣所揭示的是，国家之所以能够建立更具入侵性的控制系统，并不是因为有了更先进的小发明。相反，资金涌入了地方和地区警察部队，使他们能够加强庞大的线人和间谍网络。中国最大的资产是人力提供的情报，无论是来自爱管闲事的邻居还是训练有素的间谍。正因如此，它的独裁权力既像一个未来的赛博朋克反乌托邦，又像一个封建王国。裴敏欣认为，监视应被理解为一种“预防性镇压”，利用抗议者对被发现的恐惧，可以在抗议开始之前就阻止其发生。这是解决每个独裁政权都会面临的“强制困境”的最有效方法：“要判断多大程度的镇压正好可以去除反对”，同时又不会激发民众起义，比如最终发展成为2014年香港雨伞革命的民主运动。通过采访流亡海外的持不同政见者，梳理地方网站、措辞模棱两可的政府公告和偶尔泄露的信息，裴敏欣成功地拼凑出了构成中国庞大监控网络的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网。他揭示了地方和国家政府如何将维吾尔族穆斯林和极右宗教组织法轮功成员等“关键人物”作为目标，并挑出了大约1%的人口进行有针对性的特殊监控。监控录像当然是有用的，集中式的人工智能面部识别系统也能起到作用。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的独裁统治因技术革新而强大，比如拟议的“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技术，该体系有朝一日可能会给每位公民打一个评价服从程度的分数，从而分配他们获得工作、度假、就餐和出行的机会。但裴敏欣对这种看法不以为然。与塔乌一样，裴敏欣擅长诊断问题而非开药方——他的作品揭示了隐藏的压制系统，但并没有提出解决方案。两位作者都极具说服力地指出，有关间谍技术的噱头标题只是障眼法；监控是公私合作的一种功能，而非特定技术。在中国，这些合作关系广为人知，目标关键人物是谁也往往为其社区所知。而在美国，公民很少知道自己何时会成为目标，政府会从科技公司秘密窃取数据。但结果是一样的。大规模监控已成为常态，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这都使我们容易成为被指定的替罪羊，自由受到限制。美国的数据掮客相当于窥探隐私的邻居，他们从你的窗户偷窥，希望得到一些情报，然后卖给警察。你知道自己正被监视着，但手机触摸屏的深色玻璃模糊了潜伏在屏幕外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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