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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第一人翁启惠获威尔许化学奖被看好竞争诺奖

戴维李
Sep 10, 2021

文章来源 : RFA

威尔许基金会于美国时间9月8日公布，2021年威尔许化学奖（Robert A Welch Award in Chemistry）得主为前台湾中研院院长，现任中研院院士翁启惠，以表扬他对于化学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对人类福祉的贡献，为华人第一人。

威尔许基金会（The Welch Foundation）董事会主席巴斯（Carin Barth）在新闻稿中表示，威尔许基金会的使命是透过推动化学研究以改善他人生活。数十年来，翁启惠一直朝着这个目标努力。他在化学与生物学方面取得革命性进步，而他的研究方法，将促进未来数年的新药与疫苗开发。威尔许基金会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德凡（Peter Dervan）则赞许翁启惠是发展酶催化合成碳水化合物的最重要人物。

台湾自由时报报导，威尔许基金会在网站上，刊登了他在台湾与美国任职的头衔：“美国的Scripps研究院化学讲座教授”及“中研院基因体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翁启惠则感谢这两个服务单位及合作同仁、资助的政府机关及私人企业，让他获此殊荣。

根据台湾中央社报导，翁启惠是世界首位成功以酵素技术大量合成复杂多醣物（多醣及醣胜肽）的科学家，这两种方法目前也被业界用来开发治疗心脏病、中风及各种发炎疾病的新药，也是首位发展多醣分子自动化化学合成的科学家。

翁启惠的研究横跨化学与生物科学领域，是国际生物化学界的重量级人物。他在生物有机化学及醣分子科学有非常重要的贡献，不但改变了大众对醣分子的认识，更对功能基因体科学的研究及新药物发展有重大影响。他还发明了“程式化一锅式酵素反应”，为癌症研究、细菌及病毒感染和免疫功能，带来疫苗研发与治疗的新机会，并开发醣分子相关的醣蛋白、广效流感疫苗、醣晶片等。

近年来，翁启惠与基因体研究中心研究员马彻团队，也在积极开发广效疫苗，尝试研发出不怕病毒突变的单醣化棘突蛋白（S蛋白）疫苗，更找到超级单株抗体“m31A7”。该单株抗体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的能力，较现在全球所有单株抗体疗法优越百倍以上。

翁启惠31岁赴美进修博士学位，开启他进入醣分子科学之路，毕业后也一直在美国学术界进行醣分子科学的研究。他留美发展20多年，并获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2000年时，应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邀请，翁启惠回台主持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学多醣体研究室。2003年接掌中研院基因体中心主任、2006年接任中央研究院长，并在2019年接任国家生技医疗产业策进会会长至今。

翁启惠曾在2014年便获得沃尔夫化学奖，而该奖项经常被视为诺贝尔奖的前哨。他于2015年再度获英国皇家化学会罗宾逊奖，今年又荣获威尔许化学奖，外界看好翁启惠诺的贝尔奖之路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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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反恐战争转向对华战争？美国的方向对吗？

戴维李
Sep 8, 2021

文章来源 : 纽约时报中文网

在经历了为期20年的建国实践失败后，美国从阿富汗撤军，这让许多美国人和分析人士说，“早知如此，我们就不会走这条路了。”我不知道是否真的如此，但它仍然提出了一个问题：今天，什么样的外交政策会让我们可能在20年后回顾的时候说，“早知如此，我们根本不会走上这条路”？

我的答案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中国。

我的担心可以用几段话来概括：从1979年到2019年的40年是美中关系的一个纪元。有许多起起落落，但总而言之，这是两国经济稳定一体化的时代。

美中一体化的深度有助于推动世界经济实现更深层次的全球化，并支撑了世界两个大国之间40年的相对和平。请永远记住，对稳定具有极大破坏力的世界大战正是大国冲突带来的。

那个美中全球化的时代让一些美国制造业工人失业，同时为其他人打开了巨大的新出口市场。它使中国、印度和东亚的数亿人摆脱了贫困，同时使更多的美国消费者能够负担得起许多产品。

简而言之，如果不提美中关系，就无法解释世界在这40年所经历的相对和平与繁荣。

然而，过去五年里，美国和中国一直在脱离一体化的道路上跌跌撞撞，甚至可能走向彻底对抗。在我看来，造成这种逆转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在国内外日益霸道的领导风格、“无论如何都是我赢”的贸易政策以及不断变化的经济结构。

也就是说，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们两国——更不用说许多其他国家——很可能在20年后回顾现在的世界时会说，2020年代初美中关系的破裂，使世界变得危险起来，不再似过去那般繁荣。

起初，这两个巨头在台面上来往密切，偶尔在台下使绊子，现在变成了在台面上生意少了，台下使绊子越来越激烈——激烈得连台面都快要打破，两败俱伤地离开。也就是说，面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网络空间以及越来越多的无序地区，世界的管理应对能力大为下降。

但在我们从与中国“合作竞争”转向与中国对抗之前，我们应该问一问自己一些尖锐的问题。中国也需要这样做。因为一旦这段关系不复存在，这两个国家可能会非常怀念它。

首先，我们需要问：在一个崛起的大国和一个维持现状的大国之间，我们与中国的竞争/冲突在哪些方面是不可避免的，在哪些方面可以通过明智的政策起到抑制作用？

让我们从不可避免的部分开始。在经济一体化40年的前30年左右，中国向我们出售了我所说的“浅层商品”——我们身上穿的衬衫、脚上穿的网球鞋和屋顶上的太阳能电池板。相比之下，美国向中国出售“深层商品”——深入系统的软件和计算机，中国需要并且只能从我们这里购买。

那到了今天，中国现在可以制造越来越多的“深层商品”，比如华为5G电信系统，但我们之间缺乏互信，无法在我们的家庭、卧室和企业中安装其深层次的技术产品，甚至不再向中国出售我们最深层次的商品，例如先进的逻辑芯片。当中国卖给我们“浅层商品”时，我们不在乎它的政府是威权主义、自由主义还是素食主义。但当谈到我们购买中国的“深层商品”时，共同价值观念很重要，但它们却并不存在。

然后是习近平主席的领导战略，即把共产党的控制延伸到中国社会、文化和商业的每一个角落。这扭转了自1979年以来中国逐渐向世界开放的趋势。再加上习近平让中国绝不能再依赖美国的先进技术的决心，以及北京愿意不惜一切代价——购买、窃取、复制、发明或恐吓——以达到这一目的，所有这些都让中国变得更具侵略性。

但习近平这一手玩得过头了。窃取美国技术和对美国机构的渗透程度已经变得令人无法容忍——更不用说中国决定扼杀香港民主、消灭中国西部的维吾尔穆斯林文化，并利用其经济实力和战狼外交官恐吓要求对武汉新冠病毒起源进行适当调查的邻国，例如澳大利亚。

习近平正在让整个西方世界反对中国——反对到什么程度，我们将在中国举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时看到——并促使美国总统及其前任将对抗中国确定为美国的第一战略目标。

但是，我们真的仔细考虑过我们该如何做到这一点吗？

地缘政治咨询公司Macro Advisory Partners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纳德·穆萨维扎德(Nader Mousavizadeh)建议，如果我们现在要将关注点从中东转移到对抗中国的不可逆转的战略上，我们应该先问三个基本问题：

首先，穆萨维扎德说：“中国社会巨大且不断变化，我们是否对其动态有真正足够的了解，就决定说在全球传播威权主义是它不可避免的使命？尤其是当它需要美国将反对的决心代际传递下去，反过来又会导致一个更加民族主义的中国？”

长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高级顾问的穆萨维扎德说：其次，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联盟网络是“美国独有的资产，那么在与我们的亚欧盟友讲述与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的新现实时，是否也同样做到了倾听——确保在对待中国的共同方针中包含他们的利益和价值观？因为做不到这一点的话，任何联盟都会瓦解”。

毫无疑问，美国对抗中国的最佳方式是做中国最讨厌的一件事——这个联盟的建立基于法治、自由贸易、人权和基本会计标准等共同的普世价值基础上，与中国进行广泛的跨国联盟对抗。

当我们把与中国的对抗变成美国总统与中国主席的对抗时，习近平可以轻松地利用中国所有的民族主义者，让他们站在他一边。当我们让世界与中国在何为最好和最公正的国际规范对立时，我们就可以孤立北京的强硬派，并让中国更多的改革派站在我们这边。

但即使面对一个全球联盟，中国也不会只对国际规范的高姿态谈话作出回应。这种谈话必须得到经济和军事影响力的支持。许多美国企业现在正在推动取消特朗普对中国征收的第一阶段关税——而不是要求中国首先取消导致这些关税的补贴。不能这样做。与中国打交道时，说话要温柔，但手里始终要有大额关税（和一艘航空母舰）。

穆萨维扎德认为，第三个问题是，如果我们认为，在经过了20年的反恐战争之后，我们的首要任务现在必须是“国内修复——通过解决基础设施、教育、收入和种族平等方面的巨大赤字”——强调中国威胁是更有用还是更危险？它也许能点燃美国人对国家复兴的激情。但这也可能点燃整个美中关系，影响从供应链到学生交流，再到中国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的方方面面。

无论如何，在我们从反恐战争转向对华战争之前，以上是我会先考虑的事情。让我们认真思考一下。

我们的子孙会在2041年感谢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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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军“性骚扰”案弦子:我是朱军的话我也会说相信法律

戴维李
Sep 5, 2021

文章来源 : WhyNot

作者：米米亚娜

你找历史要答案，这个答案谁给你？并不是我们需要找男性要历史的答案，我们是相信未来的女性，未来支持性别平等的人会给我们一个答案，我们所要求的历史是一个记述的权利。未来会怎么样去判断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未来会怎么样判断我们现在在打的这个官司？其实米兔就是一个言说运动，它在鼓励女生把自己的经历说出来，不让我们把判定这个经历的权力交给别人。

作者按：2020年底弦子第二次开庭之后，我受歪脑所托对她进行了这次采访，我和弦子聊了两个多小时，关于她的案子，她的公共参与和她对女权主义以及米兔运动的看法，获得很多启发。这篇成稿本来是放在2021年3月底歪脑的女权行动派特别企划《抢救断层的十年中国女权运动史：行动者们的群像、历程与现状》里一起发表的，但当时因为发生肖美丽事件，女权行动派遭遇大量网暴，接连炸号，为了保护弦子我们将这篇文章撤了下来，隔了几个月后才再次发表。遗憾的是弦子最终还是遭到长达一年的禁言，失去了发声的渠道，这对于她的案子非常不利，也是米兔和中国女权运动的重要损失。虽然弦子不愿以任何“主义”来定义自己，但在我看来，她传承了女权行动派的精神，早已经是女权社群里不可或缺的存在，更多的，她也是现今舆论场上少有的具备着公共素养的公民。希望有更多人能够了解她的经历和思想。 2020年12月2日，弦子诉朱军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案于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庭。庭审不对外公开，但在开庭日，上百支持者聚集法院外对弦子表达支持。一群支持者各举一个字，展示出标语“我们一起向历史要答案”。在网上弦子得到了更多关注，至少五个微信群“现场直播”；很多网友手写留言，拍照声援。这成为后米兔时代女权运动的历史性时刻。在等待下次开庭期间，我们专访了弦子。

歪脑：庭审结束后不久，理想记（@一个有点理想的记者）写了《推开K127那扇门–朱军“性骚扰”案真相调查》一文，带起了一波为朱军辩护的舆论，你也受到很多攻击。你看到那篇文章后是什么感觉？

弦子：没什么感觉。那篇文章我大概扫了一下，他暗示我和麦烧是境外势力，朱军那边的证人好像有接受采访，朱军也接受了采访，后记里的一大堆主观评判和案件根本无关。我之前也写了一篇文章，讲清楚了那个化妆室里发生的事。刚好肖美丽帮我排了版，当天晚上就发出来了，就等于是对理想记那篇文章的回应。但我自己不是很在意别人怎么去看这个事儿，在有很多人信任你的时候，就不要把时间花在那些不信任你的人上面。我想对话的是比较支持米兔运动的人。他们支持性别议题，就会更愿意去理解不同的个案，也有很多人都是通过米兔来理解性别议题的，这是相辅相成的。在这样一个对立和极化的网络环境下，我没有期望所有人都会理解和支持我。

歪脑：最近邓飞案中败诉的当事人邹思聪说，他做记者时看到的事件，和作为当事人参与庭审的感受非常不一样。你在诉讼道路上有没有什么深刻感受？有没有让你特别挣扎的地方，要花很多时间精力应对？

弦子：那个案子的情况很不公平，因为是把侵犯名誉权的举证责任放在了何谦，那个曝光邓飞性骚扰的女生身上，然后起诉的举证责任也在她的身上。就是不管你是原告还是被告，当你是被性骚扰的那一方，你就得无穷无尽地去举证，而对方其实很轻松，他只要无穷无尽地给你泼脏水就行了。

邓飞（网络图片）骚扰发生在一个封闭的空间，我当时去报案之后，不管是验DNA还是当时的那些询问，都做得很不到位。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没有办法自证房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所谓的要证据，是说你得有录音录像，但我不可能有这个东西，我怎么知道我会被性骚扰？所以你在进行诉讼的时候，拿不出法院要求的证据。法院是要一个可以满足刑事条件的证据，比如你可以当场拿出录音录像DNA检测。如果没有，那么只要对方不同意，不承认，你就没有办法自证。你还要花很长时间去证明你精神是正常的，你在一个稳定的男女关系里面，你是一个慎重对待男女关系的女性，然后还要自证你不是为了名不是为了利，你不是故意想陷害对方，你要花很大的精力去自证这些。我在法庭上还要去说，我跟我男朋友已经交往了5年，这是第一个正式交往的男朋友，我男朋友家境也没有很好，我不是为了钱跟我男朋友在一起的，包括我是跟男孩关系好，还是跟女孩关系好，在法庭上你都得说。我的社会经历已经是很简单的了，但是在舆论场上，境外势力的帽子说扣给你就扣给你，然后说你为了炒作，暗示你跟男生的关系太好了，包括说你妄想症，对方可以无穷无尽地泼脏水。邓飞和朱军却可以完全回避事实，可以不出席，不承认，你也没有机会去询问他。理想记现在暗示说我和麦烧是境外势力，朱军也转发了，有人会因此指责他的道德吗？也没有人会问境外势力跟你有没有性骚扰有什么关系。邓飞在法庭上已经撒谎了，说自己不认识何谦。但是好像法庭对他们的道德是没有要求的，不管他表现出来的道德是有多么卑劣都没有关系。反而你要花很大的精力证明自己在道德上是一个完美的人，是一个没有缺陷的人，来回应对方的攻击。

我们这个案子还面对程序上的不正义，14年报案的时候，警察去找我父母就已经很不正义。

这样来看，你不是在跟一个人对抗，不管是邓飞还是朱军，他们背后是依附了一个强大的社会，它对男性保护，对性暴力避而不谈，刻意压制受害者。你要去对抗的话，它会从方方面面，不管是从结构还是从文化上都对你不利，结构上就是你在办案过程当中就会遭遇很多不正义，包括法官他对于你的言论自由和对方名誉权的裁决，衡量的标准非常不一样。文化上，对双方的道德要求是不一样的，他们对于被指控的男性没有什么道德要求，对于指控者的道德要求无限高，远远超过于你应该为指控性骚扰付出的代价。

我觉得大部分性骚扰案子都是很消耗的。你进入这个系统是希望自己可以获得尊严的，但是当对方不停地攻击你，你其实已经没有个人尊严，反而这个过程在不断让你的尊严受到磨损。

歪脑：所以女性即便极力自证，在庭上可能也没什么用。或者说在法庭和整个社会文化上，默认女性有非常高的自证清白义务？

弦子：可能朱军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因为社会对他不是对男性的道德要求，是对央视春晚主持人有一个道德标准，所以他的个人形象可能在出现指控后会受到影响。但是你说对邓飞，对雷闯，对刘猛那样的人来说有什么影响？邓飞现在他的公益基金会什么的依然发展得火火热热的，刘猛也继续在做他的事情，性骚扰指控对他们来说都没什么影响。还有一个原因是大家觉得性骚扰不是一个大事儿。很多人都说被指控性骚扰后会“社死”，根本不可能啊。你在这个社会环境里，比如你在饭桌上面听到一个男性开黄色玩笑，或者是看到一个男的逼一个女的喝酒，所有人都看着他，他都不会社死的。大家没觉得这是很严重的事。当你是实习生，如果带你的老师要摸你一下，或者是要给你讲个段子什么的，你要不要对这个事情大惊小怪？没有必要的。他会觉得性对于女性来说，是一种资源，你在被骚扰的时候并不是你被骚扰，而是你在利用你的性别资源获得好处。可能你的一个老师因此会对你更好，可能你在职场上是个新人，你跟领导一起吃饭，这对你有好处。在这种情况下，女生为了追究性骚扰付出很多精力，本身就不太能为别人所理解，他们觉得你不正常，他们觉得你背后一定是有什么动机，一定是有什么目的，你是不是要去害男的？他们自己对性骚扰的看法，会觉得这个事情就好像是跟你出去喝酒，不小心把杯子砸了，把水泼到你身上这么一个小事儿。他们不觉得这是一个你的个人尊严被冒犯的事情。他们会说天哪，摸你一下你就要置他于死地吗？男性是不可以被批评的，你要批评他就是要置于他死地了，他哪怕劈腿了，他哪怕抛妻弃子，他哪怕在外面包养小三，妻妾成群什么的，他都没有被批评过。他哪怕商业上面犯了很大的错误，他让员工996，他都没有被批评过。然后现在你跟一个男性说，你开了一个黄色玩笑，你摸了一个女生你就要被批评，他们是没办法理解的，他们觉得这不正常。人们首先不会去判断男性的道德，然后他们也不会用骚不骚扰别人这种事去判断男性的道德。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理解你对这个事情的态度，理解你的情绪，他也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支持你。唯一能理解的逻辑就是你肯定是境外势力。

歪脑：你在开庭前告诉支持者，不要因此案对米兔运动失望。但你之前的采访提到林奕含，强调要关注个案，重视个体经验。你怎样理解米兔的个案和运动整体的关系？有人说你成了运动的一个代表，或至少是最受关注的当事人，如果公众对于整个运动的关注都集中在你身上，你又如何处理自己与运动整体的关系？

弦子：可能就是朱军很有名，所以大家关注我很多，然后我也在公共领域参与比较多，他们会把我当做一个米兔的代表，但我觉得如果你仔细去看，每一个当事人都付出非常大的心血，其实没有哪个当事人是完全在为自己的案子付出。

台湾女作家林奕含在处女作《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出版后不久自杀身亡，书中故事影射她遭到性侵害。（图：Facebook / 林奕含）每个人都付出了过大的代价，已经超过了性骚扰本身，超过了打官司的痛苦，大家愿意去承担，还是因为每个当事人都带着一种社会责任感来做这个事情，特别是进入到诉讼阶段，当事人会带着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如果我总是出现在公共领域的话，是不是代表着米兔一直在被讨论。我没有消失，始终作为一个米兔当事人，一个性别暴力的亲历者在这里。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意识到，其实站出来当事人有很多。特别是当他们愿意跟其他的当事人联结在一起的时候，是在持续不断提醒大家，其实这些都是有联系的，你遇到了性别暴力，并不是因为你倒霉，是因为不管是社会环境还是法律，还是权力结构，它让很多弱者的个人尊严很容易被侵害，不被重视。我希望大家不要把个案当成个案看，而是把所有个案联系在一起，看到我们所有普通人处在一个共同的处境之中，所以你才会遭遇这样的事情。不管把我当做一个米兔代表还是不是代表，或者可能之后变成一个失败的代表，但是我最希望可以让大家想到一个当事人的时候，你不会只想到他，你会想到米兔。你会想到那么多年站出来那么多当事人，他们的处境，他们的付出跟他们的希望。

歪脑：从个体走向公共的过程里，你既是米兔当事人，又打通了大众舆论，又有行动者身份，好像没有其他人可以打通这么多场域。是什么促成你这种变化？从当事人变成公共人物时，是怎样的感受？

弦子：只是说，我可能让我的生活更公开，因为我选择了在互联网上把（行动）变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像和何谦我们当时在做Jingyao的案子，那段时间何谦就一直在帮忙。我们当时就有三四个人的群，我和我的一个姐姐，然后还有何谦，然后还有Jingyao，包括花花，有参与到很多个案，都是我们一起在做。我觉得大家还是很难想象一个性骚扰受害者可以做什么，好像大家对性别暴力受害者抱有刻板印象，但其实不是这样。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性格，有自己想做的事情，尤其是没有一直沉浸在伤害当中。性别暴力只是在你生活当中那个时间发生的事，之后它会对你有一些影响，但它不是你全部的生活。米兔里面很多当事人，他们都有其他的身份，有在做律师的，有的去妇联帮助其他人，像何谦也是在当老师。大家就觉得诧异，性别暴力受害者还可以在互联网上发起公众讨论？但我觉得所有的性别暴力受害者在遭遇这些事情之后，不管他是完全走出来还是部分走出来，反而他们更愿意去做公共参与，因为他们需要一个自我赋权的过程。可能大家看到我主要是因为我身上有性别暴力受害者的这个标签，这还是一个很鲜明的标签，但其实我在做的事情是一个普通的20多岁的女生有机会就会去做的事情。一个性别暴力的受害者会对其他的性别暴力的个案更感同身受。很多米兔的当事人，我们彼此认识的时候，包括像梁岗案当事人，深圳新入职强奸案的当事人，包括Jingyao，大家都愿意去帮助对方。我这次在开庭之前，他们就给我录了一个视频，那个视频就是一种公共参与，因为你在公开表达你对一个和你没有关系的人的支持，并且和她共同承担一个巨大的压力。

歪脑：我比较惊讶的是你在公共参与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巨大能量。公共空间里也存在很多暴力和不确定性，如网民对性骚扰受害者、女性有很多负面言论，你怎么面对和调节？

弦子：我从2018年的时候阴错阳差就开始在微博上面进行公共表达，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人认识你，喜欢你，包括你会交到一些很有公共影响力的博主，而且也跟很多女性朋友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我的粉丝有很多女生，还有性少数者和跨性别者。大家都变成了很好的朋友，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有能量产生的。在陌生的互联网上面去建立情感关系，非常取决于你是什么样的人，如果都很糟糕的话，可能别人比较会怕你，比如说像理想记那样，是因为他的手段很肮脏而已，但是那不是真正的能量，它只是负面情绪的发泄，真正的能量是有没有人愿意为了一件事情付出代价。米兔触及了很多当下年轻人的痛点，因为它关乎个人尊严，不管你是男是女，它关乎你有没有一个最基本的保护你自己身体的权利，还有你到底有没有言说你痛苦的权利。我觉得在这个基础上，很多年轻人把我的案子看作一个可以去参与的公共事务，这其实是一种很高尚的力量，因为它是正义的事情。有人愿意为了正义付出一定代价。他们会发声，不管是会不会被炸号还是会被攻击，或者他会到现场去支持你，可能真的有一点风险。我不把它看作是我个人的能量，他们本身就很有能量。我没有预料到我会在今年年底的时候遭遇到这么大的攻击，包括说我是境外势力。但是可能在前两年你跟大家建立了情感联系，最后大家也会来保护你。如果不是我，是另外一个女生的话，如果她没有在微博上面发声，花了两年的时间去做一些公共表达的话，会更可怜，她要怎么去回应这些攻击？但是谁会和我一样花两年时间做这些事呢？很多人没有这个条件，没有那么多时间。我就觉得这是很可怕，如果这种攻击变得很普遍的话，那别的女孩没有那么大的话语权——Jingyao她在国外还能降低这个事对自己的影响，如果是一个更弱势的女生怎么办？她可能就完全没有言说的资格，这就是这些舆论让我觉得最可怕的地方，不只是对我个人的伤害，而是他们在营造一个恐怖的氛围。

歪脑: 你在采访里说过，当你发现你的不幸，对于别人来说已是种幸运，你就觉得自己没有放弃和权力抗争的理由和资格。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感？

弦子：我和麦烧的情况是很难复制，我们用了两年时间投入这个案子，期间我们受到关注度和支持，不管是社群给我们的支持，还是父母家人跟公共资源上给我们的、媒体对我们的支持都很难复制。如果这样还认输的话，如果现在就说，我们受不了了，那么米兔现在在场的还剩下谁呢？你得在场。你不能说我们受害者都不进行公共表达了，米兔也不需要进行公共表达了。我跟麦烧站出来之后有了这么多关注，也接受过很多媒体的采访，跟很多人认识了。我后来去做上海的案子，我们帮上海的当事人去联系谷雨，还联系过罗翔律师，都是因为大家对我个案的关注，所以我才有了这些力量。我现在很难说为了自己我要放弃，我要去过我自己的个人生活。

弦子和麦烧（来源：微博）我前段时间看一个纪录片，好像是美国一九八几年的时候，就是电影《暴劫梨花》电影的原型，有一个女生在酒吧被三个人轮奸，然后三个人围观，她就去打了官司。这是美国第一个电视直播庭审的官司，但是这个案子报导出来之后，那个州的强奸案报案率立刻就下降了，因为很多人不敢再去报案，这个过程特别可怕。要是我都觉得可怕，觉得我们干脆放弃好了——但是当下的人可以放弃，未来很多年之后的小孩还是会去报案，他还是会面对一样的情况。那我就会觉得我还是做得不够，我没有尽到全部的努力，我起码要去试一下。我觉得这个“试一下”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必要的，你不能把体验的过程放弃。

《暴劫梨花》电影海报（网络图片）

歪脑：你曾发表一篇拒绝女权主义标签的文章，在女权圈引起蛮大的波澜，它被解读为你和女权割席。你现在是否依然有类似想法？你觉得女权主义和你的张力在什么地方？

弦子：我主要是没有办法说我自己是什么主义者，性格上我没有办法给出这样一个承诺。如果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的话，我可能要在生活当中很多时候都要去践行它。但是我很多时候做得很差劲，包括跟我男朋友的关系什么的，所以我没办法站出来说我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而且它在互联网上是一种规训。你在网上没有办法当一个完美的女权主义者，因为可能你对性少数的态度，你对婚姻的态度，你对其他性别个案当事人的态度，你对男性的态度，导致你要在网上花很大精力去跟大家辩论，到底什么是女权主义者。现在女权主义也没有成功，我们现在什么也没有做到，社会好像还是个男权社会，但我们花了太多时间去讨论什么是女权主义者，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我非常讨厌这个话题，因为你看到有人在讨论说，女权主义者不能同情gay，你要同情gay的话你不是女权主义者，你要是结婚你也不是女权主义者，你要是不说“婚驴”你也不是女权主义者。生活当中怎么去做女权主义者，我觉得它是一个践行的过程，不是一个说的过程。我觉得可能2018年的时候写那篇文章，大家会觉得你是在跟女性割席，但是到今天的话，其实我的行动已经证明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割席。至于我到底要不要去符合大家对我的期待，我觉得就还好，我也没有伤害到谁。可能微博上面那群很喜欢讨论身份的女权主义者就已经对我放弃治疗了，他们都懒得讲我了。可能他们已经意识到怎么骂我，我都会支持性少数，我都会支持跨性别。但是你自己想一想，跟理想记的攻击比起来，女权主义者的攻击不算什么，他们还是蛮有底线的。大家真的还是焦虑，因为在舆论场上，女性内部的焦虑来自于我们跟男权的斗争很受挫，所以内部你要挑完美的人，你要跟大家不停提完美的要求。但是男权攻击你完全不是这个原因，完全不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在社会上面处于困境，而是他们的优势地位被挑战了，所以性质很不一样。

歪脑： 2014年你报警后，警察找了你父母要你不再追究；曝光朱军后，微博大规模删帖，米兔开始被全面打压；庭审现场也有便衣干扰支持者。你觉得公权力对你的压力依然存在吗？

弦子：在司法上存在。2019年1月份，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这个名目才设立，到目前为止性骚扰诉讼只赢了一起，只有刘猛那个案子是赢的（弦子加注：在刚刚过去的3月8日，上海一例性骚扰案也告赢了，被告判赔近十万元）。难道可以说中国一年只有一起性骚扰吗？这不可能。名誉权的案子其实也是一样的，法庭所有的举证责任都在曝光性骚扰的那个人。但是像美国的案子，比如说韦恩斯坦他要是告别人名誉侵权，他得去自己去证明对方有主观恶意，他是有举证责任的。但我们这里发声的人举证责任非常大。其实不管是名誉权的案子还是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的案子，现在法律没有在保护当事人，没有在保护当事人的感受。我们是希望可以通过我们的生命体验和自我暴露，哪怕你在法庭上面去暴露自己的痛苦，最起码让大家去想一下，为什么就只有一起胜诉的案子？难道只有一起性骚扰？何况像刘猛的这个胜诉的案子也没有任何赔偿，难道不需要有赔偿吗？包括说对于性侵案件的民事诉讼它有一个裁量权，你作为法官的一个裁量权，就是你自由心证的部分到底在哪里？这些都是我们希望可以去影响的事。现在的受害者依然还是在滚钉板，它的逻辑是一个闭环的逻辑：性骚扰你没有办法举证，没有办法举证你就不可以去讲，法律上也不会认可你曾经被性骚扰过，就算是法律认可，法律也不认可你需要赔偿。它不给你尊严，越这样越不会有女生敢去报警，敢去说自己的经历。为什么很多男性，邓飞，还有朱军，他还说相信法律，因为法律是和他们一边的啊。作为性骚扰者，只要打开裁判文书网，看到所有的性骚扰案件都败诉，只有一起案子是赢的，你也会说你相信法律的。如果我是朱军的话，我也会说我相信法律，法律不会让被伤害的人赢，法律要求每个女生随身带一个录音笔，带一个针头摄影机。（来源：弦子微博）

歪脑：你和朱军都要求公开审理，为什么法院不同意？

弦子：法院不会给你解释的。包括我们在诉讼过程当中，只有通知，你得不到解释。还有很模糊的解释，也不是一个真正的解释。女性如果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提出意见的话，她很容易就会被打成境外势力。大家不愿意承认司法是需要进步的，需要改变的。好像司法需要改变只有男性可以提。比如说像正当防卫，之前的标准不对，昆山的“龙哥”反杀案之后正当防卫要改，但是性骚扰的的案子你只要一提我对判决不满意，马上就是在攻击政府，好像女性就只能接受，没有资格去批评政府。这是一个话术，就是从米兔开始，变成了对女权主义者破脏水的一个方式，还有说你是拉皮条的什么（指酷玩实验室抹黑郑楚然与女权之声事件），本质上还是大家不接受女性发声。他们很轻易地可以把女生（的诉求）变成你在挑衅政府部门，你在挑衅司法，你在挑衅高校，你在挑衅教育部门，他们不承认女性对于自己权利的主张。男性特别牢固地把自己跟体制绑定在一起，像谭维维唱一首歌上BBC和纽约时报都有人会说你在给境外势力递刀子。很多人说我接受外媒采访丢脸，我都觉得很奇怪，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米兔，我接受采访到底丢了谁的脸？丢了朱军的脸吗？朱军的脸怎么就是国家的脸了？米兔放在任何的国家都是一个进步，因为你知道这个国家女性的权利意识在觉醒，没有米兔反而是很不正常的事情，证明女性没有办法说出自己的遭遇。我们把米兔纳入到世界的趋势里面是个好事，但是很多男性，那些什么五毛每天说你是境外势力，我到目前为止都没懂这个逻辑。难道中国男性就不允许女性说自己被性骚扰吗？他们特别鸡贼地把自己跟国家形象绑定在一起，好像中国一半的女性不是这个国家的一样，好像我们女的都没有国籍一样。

歪脑：理想记暗示你是境外势力时，我还没意识到这种话语已这么普遍。

弦子：我是从对警察的讨论意识到这个事的。2018年的时候，微博有一个讨论是要求更多女警察，因为很多时候你报告性骚扰，都没有女警察陪着你，就是男警察接待你，态度也很差。然后这个讨论非常快地变成了（我们）在攻击政府，我当时觉得很奇怪，难道政府全是男的吗？他们默认了所有的权利都属于男性，男性就是国家，你只要敢挑衅这些男性，他们就要站出来代表政府。这是一个很狡猾的话术。他非常敏感地意识到我们整个社会从文化到家庭，到高校，到职场，都是在特别稳定地给男性提供资源。所以不管你号召女的不结婚，还是说你要支持同性恋结婚，还是说你要更多女警察，或者是你现在要打反性骚扰的官司，他马上都会把自己跟国家绑定在一起。你都不知道谁给他们那么大脸。但是他们确实知道如果这些改变的话，影响到的是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要先把你打到反动的一边。这不是个例，他们长期处于优越地位之后，就会把自己和能给自己好处的对象捆绑在一起。

歪脑：米兔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在后米兔时代，你觉得女权运动，或受害者的维权，会面临什么挑战？你对米兔运动还有什么期待？

弦子：我们在面对男权的集体反扑。他们现在采用了各种各样的话术，男性把自己装扮成女权运动受害者。然后还有在司法上，很短暂的时间里面，你看到一些案子输了。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抱一个信心，就是女性的地位一定是随着女性的觉醒去进步的，而且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就是我们在逐步掌握自己的叙事。之前女性其实没有自己来叙述历史的一个机会。包括你定义你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自己的遭遇，比如说你被开黄色玩笑，你被摸了一下，到底那个是职场性骚扰，还只因为你是女性就应该遭遇这些，“很正常”——所有这些叙事的定义权，在过去都是男性在掌握的。不管是对女性的集体的叙事，还是个人的叙事，都是男性在做叙述。但是米兔它带来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它给了女性一个意识，就是我们要自己去进行自己的叙事。一时的司法上的败诉，或者是遭遇施害者的攻击也好，这个叙事都是不会停掉的。思聪的那个案子输掉了，我记得朱西西就说，这并不是何谦跟思聪在受到挑战，是法律，是法院和邓飞在受到挑战。我们愿意去相信她，我们愿意去相信女性的遭遇，我们支持女性把自己的遭遇说出来，这构成了我们自己的叙事，这是一切的开始。叙事的开始是一切的开始。你找历史要答案，这个答案谁给你？并不是我们需要找男性要历史的答案，我们是相信未来的女性，未来支持性别平等的人会给我们一个答案，我们所要求的历史是一个记述的权利。未来会怎么样去判断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未来会怎么样判断我们现在在打的这个官司？其实米兔就是一个言说运动，它在鼓励女生把自己的经历说出来，不让我们把判定这个经历的权力交给别人，不管是交给让你不要报警的警察，还是交给不承认这个事实的男性，还是交给那些对受害者进行荡妇羞辱的人。女性什么时候开始愿意表达你自己身体上遭遇，这个是女性历史，是一个集体书写的历史的很重要的开始。越来越多的女性有了这个共识——不管是性别平等还是女权，还有更多年轻的男性，对于女性抱有共情的男性，他们意识到了弱者的尊严，我们最基本的身体的尊严是要被看见的。之前我们没有判断自己经验的权利，因为你得不到知识，所有女性的遭遇没有被纳入到一个整体的趋势当中来，所以你自己的被伤害的经历只是你自己被伤害的经历。但是我觉得从米兔开始——包括今天我在跟何谦通电话的时候——说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的力量在未来会是占据主流的，而不是相信邓飞在未来会是主流。我们是写下问题的人，对方需要回答那个问题，不管是法院还是邓飞还是朱军，还是14年我去报警的时候面对的警察。只要我们愿意去做自己的一个书写，这就是一种精神上的独立，独立于男性，独立于男性组成的集体，你去书写自己故事。我们所有的价值判断都要在叙事当中重新构建，你对所有事情的价值判断，都要在自己的叙事当中去重新构建。这是一个无法被阻止的事，它无法被攻击，它也不会被当下的判决影响。而当它已经开始了之后，这样的叙事会越来越多，会越来越牢固，会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愿意去做出自己的判断。所以对于未来来说，我们在做的事情，只要它是真实的，它就一定在未来有收获。真实的叙事它一定是真实的，它不会被当下的审判影响。所以我没有很沮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