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美国之音
华盛顿 — 在过去的20年里,北京中国共产党当局对内加强镇压,对外四面树敌的举措令许多观察家时常感到困惑。一方面他们认为中共对加强镇压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另一方面实行战狼外交四面树敌好似又显示北京对自己的力量有充足的信心,因此不禁要跃跃一试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
但研究中国国力和军力问题的美国塔夫茨大学政治科学副教授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通过他多年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中共当局对内加强控制和镇压与对外强化挑衅都是当局担心自己来日无多的一种焦虑感的反映。
习近平与“东升西降”之说
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在国际场合的表现跟以往截然不同,以至于通常说话被认为是非常含蓄和讲究分寸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都不禁表示惊讶。路透社的说法是,“坎贝尔表示,北京近来越来越咄咄逼人,同时跟许多国家树敌,这种战略跟北京1990年代的战略大异其趣。”坎贝尔是7月6日在美国亚洲学会一次研讨会上做出上述表示的。
眼下中国国内外许多观察家认为,中共当局之所以能在中国国内展开全方位的镇压,从宗教信仰者、维吾尔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少数族裔、再到维权律师、劳工权益活动家、女权主义者、性少数权益主张者都在镇压之列,对外又实行战狼外交四处树敌,这主要是因为中共当局感觉随着中国经济的大发展其财力大增,因此有资本可以为所欲为了。
在中共当局对内对外都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势之际,拥有所谓的“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绝对权威的中共领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更是声言当今世界大势是“东升西降”。观察家们普遍认为,习近平所说的“东”是指他掌控下的中国,“西”则是以美国为首的工业化发达民主国家。此外,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还普遍认为,中国近年来四处树敌的战狼外交跟还没上台时就展示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习近平有很大的关系。
然而,在塔夫茨大学政治科学副教授贝克利看来,虽然习近平上台以来在对内镇压、对外放狠话方面的表现很突出,但中共当局近年来对内对外咄咄逼人主要不是习近平个人行为导致的,而是中共当局因为发现自己处于一种难以摆脱的困境并试图强行突破困境的结果。贝克利指出,中共当局这种内外同时树敌的做法不是自习近平上上台的时候才出现的,而是在他上台之前就出现了,其出现的时间跟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同时。
美国塔夫茨大学政治科学副教授迈克尔·贝克利(贝克利本人提供)
“东升西降”之说何以不靠谱
至于习近平所说的所谓的当今世界大势是“东升西降”,这在贝克利看来更是无稽之谈,荒唐离谱,尽管中国国内甚至美国和西方国家也有人认为习近平的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多年来研究大国竞争、尤其是研究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大国竞争问题的贝克利博士先前曾经在美国国防部、以及兰德公司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智库工作,在担任教职之际继续为美国情报界和美国国防部提供咨询。
贝克利近年来在在《外交政策》、《外交事务》等杂志发表文章,并出版广受好评的专著《无可取代:为什么美国将继续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Unrivaled: Why America Will Remain the World’s Sole Superpower),向美国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展示了他对中国国力军力及其弱点的研究。例如,他2020年12月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写道: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特别危险的时间段——它获得了扰乱现有秩序的能力,但其行动窗口正在收窄......
“自2007年以来,中国经济年增长率下跌了一半多,劳动生产率下跌了10%。与此同时,债务猛增八倍,到2020年年底要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335%。中国没有多少希望扭转这些趋势,因为在今后30年里,中国将失去两亿工作年龄的成年人,增加三亿老年人。在经济增长下跌之际,社会和政治动荡的危险上升。中国领导人明白这一点。习近平主席多次发表讲话警告有可能出现的苏联式的崩解,而中国的上层精英则把他们的钱财和家小转移到国外。”
在对比美国、中国、俄罗斯综合国力和发展趋势的专著《无可取代》一书中,贝克利如此陈述了中国所面临的严峻前景:
“到2050年,中国将失去三分之一的劳动力,人口老化比历史上任何社会都来得急速,工作者与退休者的比例从今天的八比一上升到二比一,其政府机构滋生腐败,遏制创新,在政策错误之后又阻碍改革,其自然资源因过度开发和污染而减少。”
北京和悦家国际颐养社区的老人们排队吃午饭。(2021年5月26日)
贝克利指出,中共当局在面临来自国内的重重挑战之际,其外部环境也在恶化,“全球反中国的情绪猛增,上升到1989年中共政权出动军队镇压要民主反腐败的和平示威者导致的天安门屠杀以来的最高水平,中国跟印度等诸多邻国不和,在南中国海的咄咄逼人的态势不但引起周边国家的反对,而且也引起欧洲国家英国、德国和法国的反应。”
在对比世界大国综合国力时,贝克利从其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迄今为止的相关研究文献错误地测量了综合国力,“大部分研究用一些宽泛的经济指标和军事资源来评估各国国力,如用国内生产总值和军事支出来评估。这些指标把相关国家的资源加起来,但没有减去那些国家用于管控、保护、提供服务给其人民所要付出的成本。因此,这种通常的衡量指标会夸大贫穷又人口众多的国家如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的国力。这些国家生产量很大,军队庞大,但这些国家也背负巨大的福利和安全负担要消耗其人力物力资源。”
跟中国相比,“美国比中国富裕好几倍,而且双方的绝对差距每年还在以数以万亿美元计地扩大。中国经济规模很大,但效率不高。中国以高昂的成本得到高额产出。中国的企业常年生产成本高昂,中国十四亿人口形成巨大的福利和安全负担。相对而言,美国经济规模大且有效率,以相对低廉的成本得到高额产出。美国工人和企业的平均生产率是中国的七倍,但美国人口才是中国的四分之一,因此美国的福利和安全成本要低得多。国内生产总值和其他常用的衡量指标造成了一种虚假的印象,令人们误以为中国在经济上正在赶上美国。”
中国军力大增的虚幻
贝克利指出,即使是在中共当局投资最大的军事力量领域,北京的所谓强大或强势跟美国相比也是虚幻的,经不起推敲的。他在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无可取代:为什么美国将继续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一书中写道:
“中国的武器系统的能力只是美国的大约平均一半;中国的军人、飞行员、海军水手所获得的训练还不到美国军人的一半,行动运营经验有限,实战经验阙如;中国军队人员的费用比美国至少高25%;本土和安全维护行动耗费中国军事预算至少35%,占用了中国一半的现役武装力量,而美国军方则是把这类事情和成本移交给文官机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9年4月23日为庆祝中国海军建军70周年在山东青岛检阅人民解放军海军仪仗队。
贝克利指出,中国这种不上不下的大国地位使中国在今后几年特别危险,使美国面临维持和平的巨大挑战。他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写道:“从历史上看,孤注一掷争夺强国地位的行动来自那些处于上升态势但又感觉自己时日不多的大国。”他列举的这种历史例子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1941年偷袭美国夏威夷珍珠港从而挑起太平洋战争的日本。
尽管贝克利在他发表的文章和专著中指出美国就国力和军力而言对中国仍然占有明显优势,而这种优势不但没有缩小而且还在扩大,但他同时也指出美国的优势并非固若金汤或金刚不坏,美国政治和社会的种种不可忽视的问题也有可能使美国的优势丧失殆尽。
但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贝克利表示,就长远来看,就历史来看,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美国像专制独裁国家那样坚持错误决策无法纠正只能一条胡同走到黑的可能性不那么高。
以下是贝克利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问答记录。贝克利表达的是他的个人观点。
中共威权独裁统治的优势何在
金哲问:在你《无可取代:为什么美国将继续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一书中,以及在你发表在《外交政策》、《外交事务》杂志上文章中,你列出了跟美国相比中国所面临的一系列经济、外交、政治、人口、环境、食品和能源供应、国内安全等方面的弱点。但中国是由不讲情面的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中共可以轻松方便地调集或劫持足够的人力物力侵蚀或破坏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对这种情况你有什么话要说?
贝克利答:我想这是对的,这就是,威权主义政权有一个优势,它可以很快的动员起人力物力来打造规模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挪动资金,迫使农民迁居,建设当局想建设的鬼城。在军事方面也是这样。我的意思是习近平可以下达指令使技术公司为中国军方服务,为中国安全部门服务。但美国总统不能迫使谷歌公司为美国军方提供最新的技术。
显然威权政府是有些明显的优势,但这些优势只是在一些孤立的领域而且是短期的,也就是假如你想干什么事,威权政府是有优势。但是从长期趋势来看,就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产生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而言,就外交和内政产生更为稳妥的政策、建立更为有持续性的军事态势,或者坦白地说,就不犯灾难性的错误而言,民主政体表现得更好。
原因很简单。因为民主的政权都是有竞争的,总是有反对党试图批评你,试图找到比执政党更好的做事方式。民主政体可以免遭坏皇帝的局面,也就是有一个强人为了自己的面子可以牺牲全国。我认为,因为好几个原因苏联的经济崩溃。因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在创新和创业方面做得不好。我想,在一些领域,民主政体具有长期的国力积聚优势。它们的劣势是在人力物力资源迅速动员方面,美国和中国眼下就是这种情况。中国有军民结合,是全民全社会体制。而美国是权力分散,必须把各方的力量聚拢起来才能做成事。
中国是否在南中国海瓦解了美国治下的和平
问:一些人说,中国实际上已经侵蚀并破坏了美国治下的和平。比如,在南中国海,中国直接建造人工岛,使之军事化,并宣布是中国领土。美军舰只和飞机如今要对它们敬而远之。你如何看中国海正在变成中国的内湖以及美国的公信力和美国治下的和平成为代价的问题?
答:我认为中国离把南中国海变成中国的内湖还远着呢。中国把一些人工岛礁军事化了,但美国特意使美国的军舰近距离驶过那些人工岛礁,并以此宣示这不是中国的领土,这是国际水道。这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确立的。2016年海牙常设仲裁法院仲裁庭也宣布,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所有领土声索是无效的。
虽然中国离把南中国海变成中国的内湖还远,但你刚才所指出的中国所使用的战术是中国力图造成既成事实的一种方式。中国使用灰色区域战术(美国之音注:即避免军事对抗但可以迫使对方让步的战术)来挑战其它国家使用那些水道的权利。这是一个大问题。而且,这也可以使中国在可能发生的冲突中有一些最初的好处。中国在那些岛礁上部署并发射器和感受器,处于备战状态,在南中国海发生战争的时候可以更快的采取行动。
中国在南中国海建筑的人造岛礁渚碧礁上修建飞机跑道和其他设施(资料照片)
但是我也认为,首先,中国并没有巩固对南中国海的控制权,因为我认为这从实际上讲是不可能的,因为南中国海面积辽阔,有几百万平方英里,而中国只是占据了其中的七个小岛礁。中国的战舰数目有限,无法巩固对那里的控制权。
从更重要的意义上讲,尽管中国取得了短期的收获,但激起了不仅是南中国海周边国家、而且也激起了其他地区的国家甚至欧洲地区国家派遣军舰到南中国海去,以向中国宣示世界其他国家大都公认那里是国际水道。中国要用武力来巩固其控制权,就要受到强烈的反对,有可能要面对由美国领导的十几个强大的国家的反对。
中国跟西方的经济关系是双刃剑
问:毫无疑问,中国在崛起,而且还可能不是和平崛起。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中国的崛起基本上或完全是仰仗西方的资金、技术和市场。因此,相当多的人说,中国力量的增长时以西方为代价的。而且,中国在此过程中正在变成西方难以应对的怪兽,也就是说,中国一方面从西方这里得到好处,另一方面对西方越来越敌视,损害性越来越大。你认为西方会如何以及何时摆脱这种生存陷阱?
答:显然过去三十年或四十年跟中国的接触是中国崛起的主要原因。没有西方的市场、西方的技术、西方的资本,中国就崛起不了。而中国玩这一套玩得很好,中国一方面维持跟西方的关系,从而可以得到上述的一切,同时又打造自己的国力转头来开始提出自己的要求强迫西方接受,或变更当初双方的基础交易。
假如美国和中国经济上完全脱钩,显然双方都会损失很大。但你要看看哪一方更依赖对方的市场。美国的市场规模是中国国内市场的三倍。中国的消费水平停滞在它的GDP的35%的水平上,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水平。因此中国需要向世界富裕国家出口。
谁更依赖谁?中国假如没有来自西方的电脑芯片或西方制造商的半导体设备,中国的电脑就不能运转。在这些方面美国及其盟国占据绝对优势。美国联合其他国家击跨了中国的领先的技术公司如华为,办法是让它们不能得到关键性技术,尤其是半导体。
中国也越来越依赖其他国家获得石油、食品。众所周知,中国一直知道对外贸易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从对外贸易中获得好处,如市场和技术;另一方面也是把自己的弱点暴露出来,使自己受制于人。我想,中国现在也看到了自己面临来自世界各国的保护主义的反弹。美国的拜登政府继续维持特朗普前政府实行的对中国的惩罚性关税,而现在这种关税成了一种现状。
甚至欧洲联盟也质疑跟中国的经济联系。一些国家出钱给它们的公司让它们可以把自己的营业从中国转移出去。我不认为世界各国会跟中国有全面的脱钩,但你肯定可以看到中国跟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会减少。
所有的国家都要在某种程度上因此而受损,但中国的境况危险。因为尽管中国在试图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力,但纵观中国的多种行业,比如说在生物技术、空间技术,以及任何涉及电脑的行业,中国都要依赖西方的技术。中国也要依赖外国获得石油、获得食品、获得市场。中国的对外依赖非常严重,这使中国的处境非常艰难。
如何看中国和俄罗斯联合的问题
问:在思考美国和中国博弈竞争的时候,你如何把中共和俄罗斯联合起来对付美国的因素考虑在内?
答: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使是这两个国家不会成为盟国。顺便说一句,我不认为它们是盟国。众所周知,盟国意味着你愿意为另一个国家牺牲你的某些眼前利益。而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则基本上是一种长期的为了方便建立的联姻关系。它们的伙伴关系就是相互提供好处,但它们也相互竞争。比如说在中亚地区,在远东地区,以及在哪一方要做全球威权主义运动的首领的问题上。
中国海军西安号导弹驱逐舰停靠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涅瓦河上。(2019年7月26日)
尽管如此,我仍然是很担心。即使是它们不像是真正的盟国那样相互支持,但它们只要同时做相同的事情,就会放大美国和盟国所面临的威胁。比如说,会出现这样的噩梦景象——中国在亚洲打台湾,与此同时,俄罗斯在东欧采取动作。这就会使美国及其盟国难以在两个战场有足够的力量予以应对。
其它的例子包括中俄联合扩散数码威权主义的做法和技术,而这两个国家似乎都在自己的本国打磨和试验这样的做法和技术,而且也在世界各地另外十几个国家进行这样的运作。
显然在一些国际组织当中,以中国和俄罗斯率领的一些非自由的政体扭曲败坏了联合国和其他一些国际组织的基本元素。这些机构组织最初赖以成立的自由的框架不再占据优势。现在这些组织已经不能够有效地运作,在联合国提出的谴责和制裁侵犯人权的任何决议案都会被阻止。一些反自由的国家占据了这些组织的重要官职。中国和俄罗斯的联合使得这种现象更为可能发生。
最后我要说中国和俄罗斯的情报分享和军备销售,也许它们能相互提升彼此的国际影响。因此我要说我非常担心。但我不会同意有人说中国跟俄罗斯会结盟,因为中国和俄罗斯从来没有结盟。我认为中国和俄罗斯有一大些利益冲突。而且,这两个国家之间也有一种自然的竞争,因为这是两个大国挤在一起。但这两个国家相互勾结,这对美国及其盟国是一个问题。
中国同行如何看中国国力弱点
问:你在中国的同行(中国的同行学者/分析家)对你在你的专著《无可取代:为什么美国将继续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一书中所陈列的中国的一系列弱点有什么说法?
答:在我为写这本书收集资料的时候,也就是在2010年早期,当时我住在中国。我当时在中国做学术报告,讲中国的人口问题,讲中国经济的种种弱点问题。我在中国讲这些报告所受到的欢迎程度要比在美国更高。当时美国有很多人说中国已经成了十尺高的巨人,中国将会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
这里的道理显然是,你看你自己国家的问题要比看其他国家的问题看得更清楚。对中国人来说,他们听我讲这些问题时他们的反应是,嘿,这些问题我们也知道;显然我们是面临这些挑战。我想,他们知晓这些问题,所以他们更欢迎我的讲座。
但我现在确实是注意到,我的中国同事如今越来越按照党的说法照本宣科。他们当中有些人或许是重复北京的说法,另外还有言论审查(使他们不能或不敢实话实说)。
但是还有很多人是感觉中国受到围攻,反中国的情绪高涨到1989年天安门屠杀以来的最高点。有些反中国的情绪是来自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还有一些是来自别的事情。但他们是觉得国际间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对中国的崛起感到恐惧。我想,他们感觉中国受到围攻,这就在他们身上导致了一种更为防卫性的心态。
他们变得不愿意再听到人们谈论中国的种种弱点,不愿意听人们谈论中国人缺乏政治意愿或信任去相信中国政府或中国共产党。过去这些年来,我确实注意到这种态度的转变。不幸的是,这意味着双方之间的对话和诚实的谈话减少,双方彼此之间不能够声明自己的立场并由此找到妥协。我们现在真正地进入了竞争的时代。
代表维珍尼亚州的民主参议员凯恩(Tim Kaine)和代表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扬恩(Todd Young),7日联合提出《择优录取法案The MERIT Act》,旨在阻止高等教育中所有非择优录取因素、有效终止大学的传承招生(legacy admissions)做法。
综合国会山新闻网和《华尔街日报》报道,扬恩在声明中表示,美国是机会之地,而不是贵族之地,“学生能否被大学录取,不应取决于他们的父母是否曾就读于该校或捐赠过大笔资金。”“这项立法将有助于使高等教育招生过程更加公平,并确保第一代和低收入学生不会因为父母的教育背景或收入而处于不利地位。”
自今夏最高法院否决了平权招生政策后,引发了关于大学招生公平性的更广泛辩论。大学优先考虑父母是校友或曾做出捐赠的申请人,让白人和富有的学生不合比例地受益。
提案对《高等教育法Higher Education Act》进行了修订,禁止院校在招生过程中根据申请人与校友或捐助者的关系给予优惠待遇。法案将优惠待遇定义为“做出录取决定或授予有形的教育福利,其中申请人与决定机构的校友或捐助者的关系作为决定因素”。
该提案的前景尚不确定,但凸显国会对大学招生政策的浓厚兴趣。非营利组织Education Reform Now的报告显示,自2015年以来,已有100多所学院和大学终止了传承招生。
不过支持传承招生的大学认为,这对校方筹款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大学去年总计收到校友捐款135亿,占捐赠总额的22%以上。但批评者认为,尽管录取率较高,其实传承学生的整体资格和平均学业表现,都略低于非传承学生。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高等院校在招生过程中考虑了申请人的传承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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