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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中国遭围剿骂美国霸凌

戴维李
Jan 27, 2023

来源：RFA自由亚洲

世界贸易组织（WTO）争端解决机制27日上演了中国遭围剿的大戏，除美国外、欧洲联盟（EU）也诉请WTO争端解决机制仲裁中国片面制裁立陶宛的案件。中国方面却是“有选择性的”不甘示弱，大骂美国“片面霸凌”、是“规则破坏者”，但避谈自身对立陶宛的作为。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官网，本周五，争端解决机制召开会议，在听取报告、诉请争端解决机制组成小组及其他事项中，有多个案子都和中国有关。中国除了像是法庭案件中的被告般，也有作为原告、主动提出要求争端解决机制仲裁的案子。

在美中贸易战中、中国就诉请WTO这一机制仲裁。路透社报道，中国在提交给争端解决机制的文件中指控美国是“规则破坏者”、对中国的作法是“片面霸凌”。

美国则洋洋洒洒罗列诸多理由、事证，强调中国长期以来没有实践当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利用各种手段对美国企业展开不公平的贸易竞争，这破坏的“美国的国家安全”。

中国官方对美国的做法非常不满，字里行间中可以感受到满满怒意，但中国却避谈自己对立陶宛的作为。

WTO下声讨中国英国“返欧”挺立陶宛

欧盟国家立陶宛因与台湾2021年决定互设代表处，立陶宛与中国的正式外交关系不但遭中方片面降为代办级、中国也对立陶宛祭出贸易制裁，这引发欧盟关切。

欧盟针对中国对立陶宛采取的做法也展现团结一致的立场，要求争端解决机制建立小组仲裁此案，就连已经脱离欧盟的英国，也声明加入声讨中国的行列。

英国派驻瑞士的驻联合国日内瓦兼世界贸易组织大使曼利（Simon Manley）就在个人官方推特上说，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至关重要”，在欧盟为立陶宛遭中国制裁诉请仲裁一案中，英国宣布保留自身权利，英国期待参与此案的讨论。

WTO争端解决机制虽然号称是世界上程序最完整的国际贸易法庭，但处理效率也一直遭一些国家诟病。美国过去几年一再疾呼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方案，但前总统特朗普时代采取不派任仲裁法官的做法，让这一机制一度形同停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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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或超出想象中国或永远告别高增长

戴维李
Jan 23, 2023

来源：美国之音

聿文视界: 中国永远告别高增长

资料照：上海浦东陆家嘴金融区（2021年3月5日） 编者按：这是邓聿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看到这个题目，一些人也许会说，“永远”二字是否绝对了点，是的，我认为要这么肯定。中国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了2022年的人口数据，比2021年“意外”减少85万人，说“意外”是因为超出许多人的预料，原本以为这个日子不会如此快来到。这是中国60年来首次人口减少。故数据甫一公布，引来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人口负增长不仅意味着中国长期霸占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宝座”要易位，从经济学的意义讲，也表明中国自此永远告别了高增长。我说的高增长，是指经济增速在7%以上。多数发达国家和经济成长国家，都有过一个高增长时期，但中国在这方面更突出，从1978年改革始，到2015年的37年时间，除81、89、90三年，长达34年增速都在7%以上，绝大多数年份超过9%。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称得上奇迹，虽然它的代价也非常沉重。

中国最近一次经济增速超7%，是在2021年，达8.11%，如果这是在正常年份或者正常状况下取得的增长，可喜可贺，但它是在2020年增长只有2.24%的超低基础上取得的，所以即使出现高增长，也是昙花一现，没有什么讨论价值。且这次高增长会是中国经济最后一次超7%的增长，此后由于人口进入负增长区间，不会再出现。

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所起作用高达27%

学界在解释中国过去长达34年的高增长时，一个共识是人口红利的因素。尽管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实行万恶的“一孩化”政策，但该政策要对经济增长产生实质性的负作用，还要等到二三十年后。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尤其是年轻劳动力帮了经济增长大忙。人的一生会经历婴幼儿、青少年、中壮年和老年几个阶段，它们对经济增长的意义不一样。婴幼儿代表着国家的未来和希望，青少年则以消费为主，中壮年是体现劳动价值的时候，人类社会的财富创造主要在这一阶段完成，故它对经济增长的意义也最大。到老年阶段又开始淡出劳动，重以消费为主，但消费的动力和能力不如青少年时期。所谓人口红利，指的是劳动人口占比大，抚养比低，社会财富创造力强，整个社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局面。

改革以来的长时期正呈现此种显著的人口红利特征。得益于改革之前和改革初期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快速增长，提供了几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资源，从而使得劳动力价格非常便宜（当然这背后也是由秦晖等学者说的低人权优势造成的），为中国奠定了雄厚的人力资源基础。又适逢国门洞开，融入全球化，大力发展私营经济，劳动力在90年代后基本能够自由流动，中国遂成为“世界工厂”，形成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以亿为单位数量的劳动人口把他们辛苦赚来的钱存入银行，银行再把这些钱放贷给企业，还有政府，用于投资。中国的储蓄率之高和投资在经济中的占比之大，一直到现在恐怕都是其他国家无法可比的。可以说，经济高增长的“奇迹”，背后恰好是通过高劳动参与率创造的，根据学者不同的估算，人口红利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所作的的贡献，低的有15%，高的达27%。过去40多年历年的经济增长亦对应了人口红利起到的巨大作用。前30年，是人口红利大爆发的时候，中国经济在这段时期年均增速高达10%以上。从2012年开始，正式告别8%以上的增速，2011年GDP尚有9.55%的增长，12年降为7.86%，尔后三年，到2015年，还能维持7.77%、7.43%、7.04%的增速，但在2016年，滑入6%的增长空间，一直到2018年，2019年再破6，为5.95%。原因在于，在这后10多年，计划生育长期实施的后果已经出来，劳动年龄人口在到达高峰后逐渐减少，人口红利也就逐渐进入衰减的过程，而由人口红利支撑的经济增长，由于支撑力的减弱，自然也就进入下降通道。2020年后的疫情三年就不用提了，由于叠加疫情的因素，平均增速只有4%多一点，其中2020年是改革以来最差，2022年则是第二差。

有趣的是，中国经济从高增长转为中高增长再转为低增长，和习主政的10年正好对应。这不是简单的巧合，而有着内在的必然性。上面指出，疫情三年是一种极端状况，因为即使在毛的户籍和票证时代，哪怕是出现大饥荒的三年，政府对人民行动的限制程度，也没有达到这三年。所以从这个角度说，疫情三年是一种罕见状况，可以把它排除。那么，从过去7年来说，经济进入中低增长阶段，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习上台后扭转了过去长期实行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路，开始政治挂帅；反腐败的力度和时间超过以前；实际推行的扶持国有经济限制私营经济的做法，打压平台企业规制资本的政策；砸真金白银的扶贫和共富；以及中美对抗导致的经济脱钩和供应链去中化等。这些因素到底在中国经济在习时代的衰退中起到何种催化作用，需要扎实的数据支持，在此不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经济在历经长达30多年的高增长后，它自身的内在结构也会有很大磨损，需要调整，好比一列长时间高速奔跑的火车，也要减速，甚至停下来检修，否则很可能哪个环节承受不了高速的运转而断裂，导致车毁人亡的惨剧。 技术进步无法弥补人口红利的消失 这个基本的结构因素就是，建立在人口红利基础上的中国经济是一种粗放型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结构，它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当然，这也是几乎像中国这种有劳动力优势的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必经的路，可其后果是对劳动者权益和身体的损害，对环境的普遍污染和破坏，以及日益加大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只是在中国，由于政府的强势，更加不尊重人权，对劳工的剥削更狠，以及在是否调整计生政策上犹豫不决，比其他经历过此一发展阶段的国家，后果更严峻，此即是中国一直在喊刺激消费和内需，可就是刺激不起来，不得不被动依赖投资和出口的根本原因。

所以，要改变这种劳动密集型、附加值低的产业结构，人口红利的消失本是一个动力，习近平也看到了中国经济的内生结构问题，他知道人口红利迟早有消失的一天，要刘鹤帮他设计了供给侧改革，追求产业的转型和升级。鉴于中国低收入群体占人口的比重还高达六成以上，较好的选择是在继续保持人口红利的同时提升产业结构。可维持人口红利就必须全面放开计划生育，废除计生政策，然而，或许是习担忧全面放开生育穷人又会多生孩子，重新导致人口和资源的紧张，影响扶贫以及规划中的现代化的早日实现；或许是那帮主张严格控制人口的学者和官员误导了他，这些人长期把持人口政策话语权，鼓吹即使实行“一孩化”人口政策，中国人口红利还会存在一段时间，不会快速消失，使得习在“一孩化”人口政策的危害已经显现，应该果断废除时，犹犹豫豫，只是进行局部调整，直到前年才允许育龄妇女生三孩，拖过时机。习的迟疑不决让中国的人口红利过早耗尽，另一方面他在产业转型升级上又开错了药方，从共产党的统治出发，过于相信国企的力量防范私营经济和资本，致使他的供给侧改革到现在仍未见多大成效，反使情形更严重，这就是今天中国经济的状况。早在2012年，曾任世行副行长的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以日本、新加坡、台湾和韩国为例，提出中国还有20年经济潜在增长率可达8%。林的这一看法当然可以争论，但以习上台后的前7年的经济实际增速看，若他及早废除计生政策，并把重心用在经济而不是政治上，在过去10年（后三年若不发生疫情的话）经济年均增长8%并非不可能。可他把这一切搞砸了。现如今经济学家对中国今后一段时期潜在增长率的乐观估计，也就6%。这还是建立在人口红利不会太快消失的前提下。但人口负增长已成现实，且这个趋势不可逆，所以，即使习不再折腾，中国政府像江胡时期一样一心一意搞建设，考虑人口红利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高比分，技术的进步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也不能完全弥补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要重回7%以上的高增长，注定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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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产业链大分离：“中国”与“非中国”

戴维李
Jan 17, 2023

来源：自由亚洲

评论 | 何清涟：世界产业链大分离：“中国”与“非中国”

中国看起来要将自己在全球贸易中的关键地位拱手让出，但世界会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供应链转移引发的动荡。RFA制图

尽管习近平在新年贺词中表达了中国“继续保持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的愿望，声称政府将“采取减税降费等系列措施为企业纾难解困”，但国际资本早在中国实施疫情管控之时，就开始了分散供应链的行动。这行动有一个中心，就是“去中国化”。等到中国醒过神来放开疫情管制之时，国际供应链已经分为“中国”与“非中国”两条。

去中国化：美国苹果谋定而后动

美国苹果首席执行官（CEO）蒂姆·库克于2022年12月访问了日本索尼集团，日经新闻猜测，库克访日有可能会让苹果的供应链发生剧变的“大迁移（Great Journey）。这一猜测并非无因，因为苹果早就开始大幅调整组装工序集中在中国的策略，以惊人的势头推进分散化。在越南，包括试产产品在内，多家代工工厂已开始生产耳机、手表型终端和笔记本电脑。在印度，承担约8成智能手机“iPhone”代工业务的台湾鸿海精密工业在南部的钦奈（Chennai）近郊设立工厂，增加了最新机型“iPhone14”的产量。据美国摩根大通估算，到2025年印度基地将有可能占到iPhone总产量的25％。这一变化可谓惊人，2021年，中国产量约占苹果iPhone产量的95％。

苹果的迁移路线还包括越南、墨西哥、巴西。为苹果生产处理器的台积电（TSMC）将从2024年开始在美国生产尖端产品。由此可预测，苹果在北美和南美生产iPhone的可能性浮出水面。

美国厨具制造商汇隆工业有限公司20年前到中国广东省设厂，在中国变成世界工厂的过程中，该公司已从20年前的一个生产地点发展为有六家中国工厂，现雇有1000多名中国工人，他们生产许多常见的厨房用品，包括碗、刀和其他烹饪器材。这一产业对市场并不敏感，近两年也开始在越南和柬埔寨等国建厂，开始“去中国化”。

在华外资“去中国化”的政治考量

中国经济总额中有20%靠出口，美国仍是中国商品的最大买家。尽管在其他地方复制中国的生产力和效率不容易，但这几年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及一些与中国有地缘战略利益冲突的客户担心过于依赖中国，供应商不得不考虑客户越来越强烈的要求，因此，这波“去中国化”的原因，表面上被认为是疫情和人工费高涨，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中美对立，比如苹果公司的考量就是如此。

冷战结束后，苹果从2000年代初开始，在中国政府多方面支持下，构建以该国为中心的供应链，并由此实现高增长，现在苹果考虑分散供应链的原因当中，担心中美关系恶化这点日益凸显，其中当然有来自美国政府的建议与政策调整，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总统拜登正式签署于2022年8月9日《2022芯片与科学法案》（下称《芯片法案》）。

该法案禁止获得补贴的美国及其盟友伙伴的企业10年内在中国和其他关切的国家新建或扩大先进制程芯片厂。这意味着，英特尔、三星、海力士等企业在中国已有投资和后续扩大投资将面临“二选一”的风险。2021年以来，为了游说并获得这一产业补贴，美欧日韩等方超60家企业成立美国半导体联盟，涵括几乎整个美国半导体产业链，而中国大陆的半导体企业却被排除在外。毫无疑问，这项政策将重塑美国在全球半导体制造领域的核心地位，并遏制中国芯片产业发展。

从事智能手机拆解调查业务的Fomalhaut Techno Solutions（东京都千代田区）的CEO柏尾南壮预测称：“中国制造的零部件最近几年稳步减少，今后可能会继续减少”。

一部《芯片法案》，撬动世界产业链分离

该法案整体涉及金额约2800亿美元，旨在通过巨额产业补贴和遏制竞争，为美国半导体的研究、开发、制造和劳动力发展提供高额补贴，通过激励措施及税收抵免的方式让美企回流本土并吸引他国半导体工厂落户美国。　　、

芯片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中国当然明白《芯片法案》是针对中国而来，是美国与中国开展战略竞争的重要举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芯片行业逐渐形成美国主要负责设计和设备，东亚地区主要负责制造和代工的分工布局。随着美国本土的芯片制造逐渐外包给东亚，美国半导体制造对海外依赖日益加强。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的数据显示，美国在全球半导体制造能力中的份额已从1990年的37%下降到2020年的12%左右。当前，东亚地区在该领域的份额已占全球75%。川普执政以来，美国采取措施鼓励制造业回流的政策。2021年拜登政府执政，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供应链受阻、芯片供应短缺等问题，对本土芯片制造能力不足的焦虑依然严重。

《芯片法案》表明，美国通过推动芯片制造“本土化”和“盟友化”，构筑钳制中国的全球芯片产业生态。法案中设置的“护栏”条款，强制规定获得芯片产业补贴的企业不得在中国或其他“可能不友好的国家”投资或扩建先进制程的半导体工厂，本质是服务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

通过这些重大投资，美国也在重塑国家创新生态系统，除了硅谷和硅巷，美国还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新技术创新制造中心。这些中心将充分利用美国的多元化布局，促进企业、高校、劳工组织和地方社区加强合作，将美国建设为21世纪全球经济的领头羊。

中国政府的疫情管控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疫情迟来大爆发，民怨郁积；产业链已经“去中国化”，此时放开，走的也不会回来了。KPMG FAS合伙人稻垣雅久认为在中美对立激化的基础上，“全球性企业正通过将供应链划分为‘中国’和‘非中国’等来应对”。日本的大金工业正在建立在没有中国制造的零部件的情况下也能生产空调的体系。

本文谈的是与芯片有关的企业，但与芯片无关的企业也很清楚中美交恶的经济后果，汇隆联席首席执行官雅各布·罗斯曼说，除非中国和美国停止为获得国内政治上的好处升级两国的紧张关系，否则中国的经济前景不会改善。更重要的是，美国从川普时代开始，就努力推进美墨制造业产业链“近岸外包”，此时已经有点模样了。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